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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郭晶晶产子的消息占据了许多媒体的头条。在热议这个话题的同时，有人开始对孩子的未来成长和隐私表示出担忧。有学者指出，如何平衡媒体关注与孩子隐私权之间的关系，给孩子一个正常、平凡的成长环境，成为郭晶晶夫妇面临的棘手问题。诸如此类的现象表明，在新媒体时代，“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再次引发人们的深思。

所谓“公众人物”，是指在社会生活的特定时期和特定领域内，因其特定身份或因特定事件，使其与一定的社会公共利益或公众兴趣密切相关，成为公众关注对象的自然人。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公众人物”不可避免会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媒体追逐的目标，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无疑是最为快捷、有效的传播手段之一。从近年来发生在我国的“郭美美”事件、“微笑表哥”事件、“房叔”事件、重庆官员雷政富等人“不雅视频”事件，以及前不久美国的“棱镜门”事件等等，都不难看出网络媒体的特有效应和巨大作用。

然而，网络媒体是把双刃剑，把握不好就会伤及无辜，更会构成侵权。

公民享有隐私权且应当受到保护，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亦应适当保护，也逐渐为大家所接受。然而，新媒体时代“公众人物”的哪些隐私应当保护，该怎样保护，目前我国法律仍无具体规定，理论界也有争议；司法实践裁判不一，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平衡点”，划出一条清晰的“边界”。

笔者认为，在当前我国相关立法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要把握好“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的“度”，应当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关联性原则

认定一条信息是否侵犯“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首先应当从该信息是否与公共利益息息相关，是否同“公众人物”的身份密切相连来作出判断。

有的信息对普通人来说是隐私，而对于“公众人物”来说可能就属于公共信息。披露相关信息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有时往往取决于被披露的对象是否属于“公众人物”。一块名表戴在富豪的手腕上，不一定会引起多大的关注，但戴在政府官员手腕上，就会引发众多的质疑，因为这关系到了特殊的身份和公共利益。作为老百姓的张三李四结婚、离婚，那是他们的自由；但房地产大佬的婚变就会引来媒体的浓厚兴趣，默多克与邓文迪离婚也自然占据世界网络媒体的头条——原因仍然是他们的身份特殊。同理，如果是身为富二代的“郭美美”炫富，大家认为不过是无知、无聊、少女的虚荣心作祟，顶多嗤之以鼻，而一旦知道其红十字会背景，立马引发全国民众的声讨，因为这涉及到了公共利益。

因此，是否与“公共利益”、“特定身份”相关联，是判定“越界”与否的一个尺度。如果和公共利益无关，与特殊身份无涉，那么过多披露、渲染“公众人物”隐私就肯定“越界”，必定侵权。


私密性原则

与前述关联性相反，只要与“公共利益”和公众“合理兴趣”无关，都属于私密内容，都要受到隐私权保护；如果“公众人物”不愿为人所知的纯私密信息被披露，裁判其侵权，就无可厚非。

私密性信息包括生理特征、缺陷等身体隐私，住宅、卧室、更衣室、卫生间等有形私密空间，日记、悄悄话、电子邮件等无形私密空间，生活习性、健康状况、病历、档案以及银行账号、密码等纯私人的信息。实践中，披露公众人物纯私密信息的事情屡见不鲜，如发生在前几年的我国的“王菲产子”事件中，歌坛天后王菲虽然是“公众人物”，但作为产妇的她选择到哪家医院，住什么样的病房，尤其是生下来的婴儿是什么样子，完全是产妇自己及其家人的私事，与公共利益无关，媒体不应该过多披露，除非其本人自愿。然而，从王菲产前检查到住院生产，从婴儿性别的猜测到出生后确切的斤两，都被媒体连篇累牍地炒作得铺天盖地，甚至连初生婴儿的生理缺陷都被详细描述，这显然就侵犯了别人的隐私权，如果涉及诉讼，媒体承担责任当属自然。

需要再次强调：如果一条信息超出了“私”的范围，对公共利益产生了影响，那么，就不再是隐私权的范围所能涵盖，公众就有知道的必要。正如“表哥”杨达才的名表，“房叔”蔡彬的房子，以及“郭美美”的财产一样，本来属于私人信息，但由于其特殊的身份超出了“私”的范畴，自然会引发“公”的关注。


真实性原则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更是网络媒体应当遵循的原则。网络媒体为了满足公众兴趣，不可避免会追逐新奇、轰动的信息以吸引眼球，有的网络媒体为了追求时效性、点击率，往往会抢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可能来不及对细节的真实性进行核实，这种情况下，稍不注意就会侵犯到“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当然，司法也不可能苛求网络媒体事无巨细都要事先经过核实之后才发布信息，但最起码应对主要的、基本的事实负责。

如果为了追求所谓的及时性、轰动性效应而置真实性于不顾，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或者采用“偷拍”、“偷录”等方式偷窥、宣扬“公众人物”隐私，甚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胡编乱造，把网络当作传播小道消息、宣泄个人情绪乃至泄私愤的途径，其结果就是以社会监督和言论自由之名，行“网络暴力”之实，不仅违反视真实为生命的媒体人的职业规范，也有违诚实信用的做人之道，更是严重侵犯“公众人物”的隐私权。

值得注意的是，真实性应当还包含另外一层意思，即“公众人物”主观意愿是否真实。有少数“公众人物”尤其是演艺圈明星，他们往往并不介意媒体报道自己的一部分隐私，有的还主动借助媒体来宣扬自己的隐私，甚至还有的故意制造所谓“绯闻”、“艳照”、“走光”等事件来达到“自我炒作”的目的。其实，这些仍然属于真实性原则的范畴，即“公众人物”主观上是否真实、自愿披露自己的隐私——在主观真实的情况下，媒体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相较于一般债权，抵押权等担保物权当然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这也是从物权制度上体现物权优于债权的应有之义，而建设工程价款受偿权从法律属性上讲也是债权，由于法律的明文规定从而赋予了它不同于一般债权的性质，成为一种法定优先权，也从而获得了优先于抵押权等担保物权的受偿顺序。

从我国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出台的法理上讲，一是符合国际建筑领域的惯例，二者也符合我国建筑市场的发展现状，即为最大程度保护建筑企业及建筑工人群体的基本生存而设。众所周知，在竞争激烈的建筑市场上，建筑企业作为承包人处于合同弱势地位，缺乏合同议价权，而建设项目本身往往耗资巨大，为拿下项目，承包人又往往被要求垫资承包，这就给承包人带来巨大的资金压力，一旦发包人拖延、克扣或以种种理由延迟支付工程款，就可能给承包人带来灭顶之灾。对代表广大农民工群体的建筑工人来讲，一旦承包人资金周转困难甚至濒临破产，无法按时支付农民工工资，则建筑工人及其整个家庭的基本生存就会出现问题，将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法律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对建筑企业和建筑工人基本生存权与银行等其它以盈利为目的抵押贷款等权利的债权人之间的合理平衡，恰恰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中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做了明确规定和解释：首先，必须以发包人未按约定支付工程款为前提（发包人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承包人应同时履行催告程序，发包人经催告在合理期限内逾期仍不支付（包括拒不支付、拖延支付或者仅部分支付等情形），承包人才可以自施工合同约定竣工之日或者实际竣工之日起六个月内与发包人就该工程协商折价或向法院申请主张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下面就该规定适用过程中常出现几类争议问题分类阐述：

一、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行使对象和主体范围：

1、 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中所指向的“建设工程”的范围问题。

《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包括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而建设工程又同时存在新建、改建或扩建等多种情况。

显然，勘察、设计等建设项目前期单项承包合同并不属于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所指的“建设工程”范围之内，因在此类合同标的额相对较小，且合同履行期限内建设工程尚未开工或尚不存在实体，合同标的一般代表的是一种智力成果，对此谈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无任何实质意义，也有违法律明确规定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根本出发点。

在建设项目未实施总承包的情况下，可能存在土木（基建、桩基）工程专项承包、设备安装工程专项承包或者装修工程专项承包等，对类似专项工程，我们认为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是可以适用的，因就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保护的客体而言，此类工程与主体建设工程的承包方并无本质区别，相关施工企业、建筑工人的利益均属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应当保护的范围，但适用范围应仅限于合同约定的工程范围，超过合同约定范围外的工程折价或拍卖价款不得主张优先受偿权。这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装修装饰工程款是否享有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优先受偿权的函复》也已明确。

有别于新建工程项目的实体完整性，改建或扩建工程项目可能存在附属、不可分割性，因此类似项目进行折价、拍卖处置时，是否能够适用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在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笔者认为，此类问题根本争议不在于是否应当适用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问题，而是工程项目如何处置的争议，同样，从保护施工企业、建筑工人利益的角度而言，与前述专项工程承包方一样，仍然可以适用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

对于承包人承接的多个工程项目，承包人只能就发包方逾期不支付工程款的项目主张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对承接的发包方的其它工程，承包方无权主张。

2、 有权主张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承包人”的主体范围。

在建设工程存在分包的情况下，专项工程的（发包方同意或发包方指定）分包方，及在违法转包的情况下的实际施工人能否主张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法律并未做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也大多予以认可，但对于实际施工人而言，只能在发包方应付未付的工程款范围内，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3、哪些工程不适用于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

为公共利益而建设的道路、桥梁、教育、学校、政府机关等公益性质的建设工程项目，承包人不得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六个月行使期限问题：

1、该期限性质为不变期间，不同于诉讼时效，不存在中止、中断问题，也
不得通过合同约定予以延长或缩短，但因该权利性质上仍属于财产性权利，承包人当然有权放弃。而实践当中，处于强势地位的发包人一般在合同中会要求承包方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对承包人来讲，在该六个月期限内，发包方不同意折价的情况下，承包人应当及时向法院申请行使优先权，以免超过法定时效，沦为一般债权。

2、对于六个月期限的起算时间问题，一直是诉讼争议的焦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这里有两个起算标准：一是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二、实际竣工之日。前者实践中比较好操作，不管是发包人原因、承包人原因，导致该工程未如期竣工或通过竣工验收，只要合同约定了竣工日期，承包人均可按期起算和主张优先受偿权。后者在实践中争议较大，尤其是对超过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六个月，且发承包方对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情况下。对此，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建设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
　　（二）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发包人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
　　（三）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

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受偿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中明确建筑工程价款包括承包人为建设工程应当支付的工作人员报酬、材料款等实际支出的费用，不包括承包人因发包人违约所造成的损失。

从该规定可看出，优先受偿权保护的是承包人的基本利益即实际损失和已发生费用，而不包括违约损失和可得利益、利润损失，法律侧重保护的基本利益和生存权益优先，如果过度保护而将违约等损失包括在内，将无疑造成对其它债权人的不公平。

这里最主要的争议，是承包人的垫资款问题，最高院前述司法解释中并未明确垫资款应否作为优先受偿的范围，而《江苏省高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将垫资款等实际支出费用划入优先受偿范围内。对此，笔者的理解，这二者并不矛盾，这里的垫资款仍然是指实际发生的费用，但对垫资发生的费用约定的利息或者违约金则不属于优先受偿的范围，如果发包方因启动项目以垫资名义向承包方的实际借款则属于一般债权，不属于法定优先受偿范围。

四、建设工程价款有限受偿权的法定除外情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这里涉及到以下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