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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法院法律文书公开的基本前提 ——可阅读性

作者：余秀才[1]


摘要：

以法言法语写就的法律文书，尤其是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有重大影响的判决书即使说理充分、论证严密、结果正确，当事人也难以理解，这使得法律文书公开难以取到应有的公开效果。在不降低法律文书水平的前提下，重视法律文书的实用性和通俗性、提高法律文书的说理性来增强法律文书的大众阅读性是法院法律文书公开的基本前提。

关键词：

法言法语；可阅读性；公开的实效

引言：

西方有一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2]这句话的意思是案件不仅要判得正确、公平，并完全符合实体法的规定和精神，而且还应当使人们感受到判决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3]。而不告不理原则、居中裁判原则使法官在庭审中无法过多地表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更不便对当事人的对错进行直接的评价，否则极易使当事人认为法官偏袒另一方，对法官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因此，法律文书，特别是判决书，就成了法官表现其想法和观点的最重要载体，也是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集中体现，只有让当事人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才能算得上是“看得见的正义”，法律文书公开的实际意义才能落到实处。

一、 公开与可阅读性的辩证关系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知识和理论都已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各大书店汗牛充栋的书籍就是最好的例证，但却鲜有人能够全面掌握、了解并运用之。原因不一而足，有人们兴趣、爱好、需要方面的内在动因的影响，但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应该是书籍本身的原因——可阅读性的问题。

（一）书籍是知识层次分工的结果。就拿我们的教科书来说，二年级的书必然以一年级的为基础，也必然比一年级的更上一层楼，如此层层叠叠、循序渐进、相互依托，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系统体系。这种体系、这种分层，不能随意打乱，特别是数理化，让小学生去学高中、大学的知识是拔苗助长、异想天开，在高中、大学的课本中再重复小学的知识是无谓的浪费。所以，当今世界每一本书都不可能照顾到所有的读者，所以每一本书都有它的适用人群，这个适用人群由其知识层次决定，越是高深、越是专业的理论，其适用人群的范围越窄。这就是知识的阶梯。

（二）法学知识体系的庞杂性。法学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知识体系，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中外法学理论界分类结果亦不相同。例如英国《牛津法律指南》中分为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具体分为七个部门：①法律理论和哲学；②法律史和各种法律制度史；③比较法研究；④国际法；⑤超国家法（如欧盟法律）；⑥国内法；⑦附属学科，如法医学、法律精神病学等；①-③属于理论法学，④-⑥属于应用法学，⑦本身并不研究法律问题，但同发生的法律问题有联系。[4]日本《万有百科大辞典》中将法学分为四大部类：①公法，包括宪法、行政法和国际法；②私法，包括民法、商法、民诉法、劳动法、国际私法；③刑事学，包括刑法、刑诉法和刑事政策学；④基础法学，包括法律哲学、法律社会学、法律史学、比较法学[5]。在我国，沈宗灵认为，法学有九个独立分科：国内法学、国际法学、法律史学、比较法学和外国法学、立法学、法律解释学、法律社会学、理论法学、法学的边缘学科；每一个独立分科又可再分为较低层次的分科，如国内法可再分为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等第二层次分科，民法学又可再分为合同法学、知识产权法学、婚姻法学、继承法学等第三层次分科。[6]不一而足，相信普通人仅仅看这个分类就已经头大，更不用说去学习它、了解它、应用它。哪怕是已经作为基层法院法官的我们，也只不过略知一二而已。

（三）法律文书公开对象的无差别性。案件的当事人有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目不识丁者，也有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导师及各种专家学者，甚至这些不同知识层次的人可能出现在同一个案件中。这就意味着我们法院的法律文书的阅读者在知识层次方面具有其他任何一本书籍、任何一份材料都不可能具有的相关性（关乎切身利益甚至生命）、广泛性和普遍性。这就为我们法院法律文书的制作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既要能够让普通老百姓看得懂，或者至少能听得懂，又要能经得起高端知识分子的挑剔和检验。所以，写好法律文书，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四）形式公开与实质公开。生效法律文书本身就具有公示和对抗效力。依照民诉法第五十五条“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人数尚未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对参加登记的全体权利人发生效力。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提起诉讼的，适用该判决、裁定。”之规定，法律文书甚至具有参照适用的效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之规定，法律文书具有证据效力。因此，将法律文书予以公开，是法律规定的应有之意。但我们不能忘记，公开不是目的，达到法律文书的预期效果才是目的，为了公开而公开，充其量只是形式的公开。

综上，我国人口众多，知识结构参差不齐，但总的来说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欲提高法律文书公开的效果，必须提高其可阅读性。

二、 法律文书的历史沿革与界定

（一）法律文书的历史沿革、定义和种类

法律文书是参与法律活动的主体——国家机关、法人、公民在处理各项法律事务中，为其规定的权利或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而依法制作的具有法律效力或法律意义的文书。[7]法律文书在我国已经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早在周代我国就已经有了法律文书，并将之作为处罚的凭证。[8]法律文书按制作的主体可分为两大类：1、专属性法律文书，是指公、检、法、司等司法机关为实现其特定职能而制作的法律文书，如公诉书、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等；2、一般性法律文书，是指司法机关以外的国家机关、法人、公民在运用法律手段处理法律事务过程中所制作的法律文书，如起诉状、代理词。[9]

（二）各法律文书作用和地位比较

1、刑事方面。我国刑诉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法条决定了到达法院之前的刑事法律文书，如公安机关的立案报告、破案报告、提请批准逮捕书、起诉意见书、通缉令，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决定书、起诉书、抗诉书、公诉词等法律文书对当事人的影响都将是有限的和暂时的，依照刑诉法第一百七十条“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之规定，公安机关的不予立案决定书和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书也无法对当事人形成终局影响。律师的辩护词、诉讼代理词在实务中可有可无，影响和作用更低。

2、民事方面。在实务操作中，当事人可以口头立案，甚至有时双方当事人一起到法院时，没有起诉状法院亦受理并调处案件，只有调解不成时才会让当事人写起诉状起诉，当事人可以当庭口头答辩，所以答辩状作用降低了。

3、行政方面。之所以会有行政诉讼案件，本身就是因为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制作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文书不服，且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法院可以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撤销或部分撤销，对行政处罚甚至可以直接变更。

4、法院法律文书的重要性。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律师、法人及自然人在三大诉讼中所制作的法律文书，都有可能被法院确认、变更、撤销或宣布无效，所以我们得出“法院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的结论，弗朗西斯·培根甚至认为：“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是冒犯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10]，这一名言十分精辟地说明了法院工作的重要性。“法院不能拒绝裁判”，故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才是任何一个诉讼案件都必不可少的。而在法院的所有法律文书中，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有重大影响的判决书更是至关重要，是整个法律文书体系的至高点，处于法律文书金字塔的顶端，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则，笔者在此仅以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为例论述让当事人读懂法律文书的重要意义。

三、 当事人读懂法律文书的重要性

当事人读懂法律文书，实质上即法律实施的一部分。以法律实施的主体和法的内容为标准，法的实施方式可以分为三种：法的遵守、法的执行、法的适用。[11]
　　犹如受细菌或者病毒感染后，疾病发作有个潜伏期一样，职务犯罪也有一个潜伏期。依笔者之见，所谓职务犯罪潜伏期，是指职务犯罪的主体，从实施职务犯罪行为即发案到案发的一段时间跨度。
　　诚然，职务犯罪分子不可能像生理疾病患者那样，在潜伏期里自己只要发现病症的“蛛丝马迹”就会主动求医问诊。很少有职务犯罪分子会良心发现、产生恻隐之心，或是道德观念、法制观念恢复，从而主动放弃职务犯罪、有效地防止犯罪这一结果发生的情况。他们反而是讳疾忌医，一味地隐瞒“病情”。因为他们在患疾过程中，即职务犯罪过程中，尝到了甜头，获得了好处，逐渐形成了决意实施职务犯罪行为的内在心理动力。于是，“鬼迷心窍”、“不由自主”、“不可理喻”，即使到了“病入膏肓”，也只不过是悔不该当初而已。
　　如今职务犯罪潜伏期越来越长的现象，其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现象，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毒化了社会风气，妨碍了经济发展，诱发不稳定因素，严重危害和谐社会建设。这一现象，强化了职务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于是他们违法犯罪、不知餍足。这一现象，加速了职务犯罪的滋长蔓延，促使形成职务犯罪的串案、窝案。这一现象，也致使社会公众对打击职务犯罪丧失信心，涣散斗志，冲击了预防职务犯罪的社会网络。
　　面对当前职务犯罪潜伏期变长的现实，我们应该多头出击进行有效遏制。
　　坚决掀翻保护伞，彻底摧毁关系网。如原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在担任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党委书记期间，违规操作资金量巨大的国际扶贫项目，引起中央注意。但本省检察系统“一直查不下去”，直到中央有关部门直接介入，才将这个贪官的老底撕开。所以，要改变职务犯罪潜伏期变长的现状，一定要铲除对职务犯罪的保护主义。各级领导干部对职务犯罪分子决不能搞通融，在执行法律的问题上不能讲条件，对职务犯罪行为不能姑息迁就。对保护职务犯罪的人员一经查实，就要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党纪责任，严重的应追究刑事责任。据此，建议对职务犯罪的知情人，故意瞒案不报、知情不举、压案不查或不如实作证等不作为的渎职行为予以犯罪化，以整治“官官相护”的腐败风气，为司法机关从严打击职务犯罪分子清除障碍。
　　良医治未病，既要坚决惩治职务犯罪于未然，更要防止职务犯罪于未然。要加强对干部的定期“健康检查”，党政的“疾病防控中心”——纪检、监察、组织部门和检察机关要切实负起责任，及时发现干部感染职务犯罪病毒的苗头，及时晓明厉害；或早打预防针，提高干部的自身免疫力。预防职务犯罪，应该特别关注重点职权部位。凡是职权集中运用的地方，必然是职务犯罪发生条件和机会大量存在的地方。所以，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必须关注职权、跟踪职权、监督权力，以规范、控制权力运行为重点。
　　预防职务犯罪，要抓早抓小。因为巨贪者都是从“第一次伸手”开始的，从小额的受贿而一步步地坠入职务犯罪的深渊。因受贿2226万元而被判处死刑的晏大彬就是从收取两条领带走上犯罪道路的。如果因恶小而纵容之，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更多的巨贪出现。
　　实行干部财产申报、财产公开，这是国际上通行的预防腐败长效机制。“晒晒”官员的财产，让它公开见见“阳光”，这不仅是对公众知情权的满足，也是对官员保持廉洁预防腐败的有效保护，是预防职务犯罪最好的办法之一。早在1994 年，起草《财产收入申报法》就已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多年来，从民间到“两会”，从普通民众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断为这“阳光法案”奔走呼号。中国式的阳光法案已经启程。我们相信党和政府有足够的勇气、足够的能力、足够的智慧，一定能够坚定地、稳妥地解决这个问题。
　　坚决把好干部的入口关和提升关，防治职务犯罪的病毒侵入干部队伍的健康肌体。这是从组织队伍建设的角度、从源头上防治职务犯罪。组织干部部门考察干部，一定要改变眼睛只向上的做法，在向上的同时，更要向下。反腐实践证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职务犯罪人员是有所察觉的，是坚决抵制的。纪检、监察、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设立群众监督岗，接纳广大群众来筑起反腐的长城，使职务犯罪人员无处藏身。还要杜绝“带病上岗”、“带病提拔”的现象发生，对职务犯罪人员被提升的严重失察行为要予以追究，总结教训，以示后者。
　　继续保持惩治腐败、严厉打击职务犯罪的高压态势。针对职务犯罪潜伏期变长的势头，应重症下猛药，不姑息、不手软。鉴于当前职务犯罪大多是贪污受贿，所以，贪污贿赂罪的起刑点不宜定得太高，否则容易产生误导犯罪的负面影响。同时要提高对贪污贿赂处罚的力度。要继续规范作为形式构成的贪污罪、贿赂罪，使其构成http://www.cylunwenw.com/city-nanjing/要件遴选合理、概念语义清晰、罪责界限明确、起刑点适当，以便于司法机关准确有力地认定和打击犯罪。并且，量刑一定要公平、公正和适当，体现罪刑相当的原则。就贪污受贿罪而言，10 万元以上量刑都是十年以上，由于量刑区间是一样的，其尺度就难以把握，给职务犯罪留下了空间，所以有改革之必要。检察机关要加大对刑罚执行环节的监督力度，要把对减刑、假释、执行的事后监督变成同步监督，切实堵住刑罚执行环节中的漏洞。我们一定要通过严厉打击震慑犯罪，鼓舞教育更多的人，造就惩治职务犯罪的社会环境和势如破竹的攻坚态势，以强化打击效果和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