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青海省人民政府


青海省农村牧区特困人口求助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做好农村牧区特困人口救助工作，保障特困人口基本生活，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政策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村牧区特困人口救助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坚持以下原则：
（一）以人为本、保障特困人口基本生活；
（二）公开、公平、公正；
（三）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低标准起步、多形式救助、逐步完善；
（四）核定基数、控制总量、动态操作、科学管理。
第三条 农村牧区特困救助对象包括：
（一）家庭主要成员因病、因残丧失劳动力的；
（二）无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或扶养人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三）因灾害造成家庭生活常年困难的；
（四）其他生活特别困难，经批准享受特困人口救助待遇的农牧民。
对生活发生临时困难或遭受重大变故的家庭给予临时救助。
第四条 特困人口救助实行申报制度。凡符合第三条规定的特困人口均可申请特困救助。由个人申请（或村民小组提名），经村牧民委员会评议后，申请人填写《青海省农村牧区特困人口救助对象审批表》，报乡（镇）人民政府核查。乡（镇）人民政府应在接到申请后的20日内将核查意见和有关材料报送县级民政部门审批。县级民政部门应当自接到核查意见之日起10日内办结审批手续。
乡（镇）人民政府或县级民政部门经核查、审查，对不符合特困人口救助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或县级民政部门根据核查、审批需要，可以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收入和实际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核实。申请人及有关人员应当接受调查，并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第六条 经审查，县级民政部门对符合享受特困人口救助待遇的人员，发给《农牧区特困户救助证》，特困人口凭《农牧区特困户救助证》享受救助。
第七条 对申请特困人口救助人员的情况，村牧民委员会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分别张榜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公示期限不少于7日。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任何人都有权向村牧民委员会或乡（镇）人民政府检举或投诉；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认真核查，对确属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批准。
第八条 海东地区、西宁市救助比例控制在农牧业人口的5%以内，标准为年人均补助100元；海北州、海南州、海西州救助比例控制在农牧业人口的5%以内，标准为年人均补助105元；黄南州、果洛州、玉树州救助比例控制在农牧业人口的7%以内，标准为年人均补助110元。
第九条 救助比例和标准一定三年不变，三年后可随着全省经济发展重新核定。具体调整方案由省民政、财政部门在调查测算的基础上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条 特困人口救助以口粮救助为主，适当补助现金，口粮救助一般不少于救助总额的70%。
救助口粮由县民政部门统一采购。救助口粮和现金由县级民政部门会同乡（镇）人民政府公开、统一发放，具备条件的地区可实行集中发放。
第十一条 特困人口救助每年分两次进行，每年3月底前落实救助总额的50%；10月底前再落实救助总额的50%。
第十二条 救助口粮或现金发放必须在《农牧区特困户救助证》中载明，并由经办人和救助对象签名。发放情况应在救助对象所在村张榜公示。
第十三条 救助对象属于重灾户的，仍享受国家规定的救灾扶持；属于优抚对象的，仍享受国家有关优待政策。
第十四条 救助资金的筹措：
（一）争取中央补助资金；
（二）省级财政预算安排金；
（三）地方各级财政预算安排资金。
第十五条 救助资金实行多方筹措、分级负担的原则，由省和州（地、市）、县（区、市）按8：2的比例分担。即省级承担资金总额的80%（省财政承担30%，省民政厅承担50%），州县财政承担20%，州（地、市）和县（区、市）承担比例由州（地、市）人民政府（行署）确定。
第十六条 每年所需救助资金由各级民政部门根据救助对象总量进行测定，并于每年11月15日前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下一年度资金预算计划，经财政部门审核后列入下一年度财政预算，按期拨付。
第十七条 各州（地、市）民政部门将救助人数、用款计划汇总后于每年10月底前书面报省民政厅。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救助资金必须列入当地财政预算。各级民政部门要健全规章制度和工作程度，实行救助资金“专户管理、专款专用”。省级资金由省民政厅提出分配方案，并会同省财政厅于年初联合行文下拨到各州（地、市）财政部门，同时抄送州（地、市）民政部门；州（地、市）财政部门要将上级补助资金和本级筹措资金及时拨付到县级财政部门，由县级财政部门按用款计划拨付到县级民政部门“特困人口救助资金专户”。
第十九条 特困人口救助实行动态管理和年审制度。严格控制救助比例和总量，对救助期间特困人口生活确已好转，收入稳定增加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报县级民政部门核准，不再享受救助政策。同时及时将其他符合救助条件的特困人口按规定程序纳入救助范围。
第二十条 农村牧区特困人口救助工作应当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各级财政、审计、监察部门和上级民政部门应依法加强对农村牧区特困人口救助资金、物资使用情况的监督，及时查处违法违纪行为。
第二十一条 从事特困人口救助管理和款物发放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申报审查和发放程序。对在工作中弄虚作假，优亲厚友，给不符合特困人口救助条件的人员予以救助，或不按规定公布申报和发放情况的，由上级民政部门或监察部门给予批评教育，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严肃处理。
第二十二条 救助对象采取隐瞒收入等手段，骗取特困人口救助款物的，由县级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追回其领取的款物。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民政厅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4年3月1日起实行。



公民诉讼代理问题研究

刘 亮 栾桂平


　　公民诉讼代理，是指在我国的司法诉讼程序中，非法律职业的普通公民担任诉讼当事人的代理人并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权利参与法庭诉讼的一种活动。
　　公民诉讼代理的存在，在于其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需要，主要表现在：
　　第一，法律制度上许可公民代理诉讼的存在源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人民司法的精神内涵。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有权参与国家各项管理，公民参与诉讼代理是每一位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表现形式；而人民司法的一贯提法更加清楚地表明了我国司法诉讼对于民众参与的开放性，公民代理诉讼是其应有的题中之义。
　　第二，公民代理诉讼能够基本满足相对我国变革前简单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需要。从建国以来一直到80年代中前期的计划经济制度下，我国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经济、政治关系都相应的明确和简单，法律关系基本停留在传统状态，所涉的诉讼案件的领域十分狭窄，法律的专业化以及法律实践人员的专业化都不是急迫的问题，从当时的实践来看，公民作为代理人也是基本能够适应当时诉讼的要求的。
　　第三，专业律师在质量和数量上仍不能满足需求。律师制度经过建国前后的几番沉浮，文革后律师制度恢复后的一段时期内从业人员相对较少，不能够满足诉讼实践的需要，而诉讼事务的非专业状况也使得诉讼参与人对于律师的需求没有强烈的愿望。由于公民代理人一般都是当事人的亲朋邻友，进行诉讼代理也比较方便，同时这种关系也有助于通过案件的审理起到教育周围人群以及宣传法制的作用。因此，公民诉讼代理的存在缓解了诉讼当事人对于诉讼帮助的需求矛盾。
　　尽管公民诉讼代理的存在具有一些制度上的合理性，但随着“我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各领域的变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丰富，社会的分工也越来越细致和复杂；司法诉讼模式完成了从超职权主义向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并重转变；律师制度亦顺应社会的需要逐步完善起来”等一系列制度和事实上的变化，公民诉讼代理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以及在实践中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并引发了一些问题。首先是经济利益驱动违法代理，实践中冒充律师收取费用代理诉讼的黑律师、土律师大量出现。三大诉讼法对公民代理人的资格都有较宽的范围，按照其规定，几乎任何一个理智正常的个人都可以成为公民代理人，造成一些不具有律师执业资格的人员很容易以公民代理人的身份参与诉讼而向当事人收取报酬。前些年的实践也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以代理诉讼为业的“黑律师”、“土律师”群体在全国各地出现。这些没有律师执业资格的普通公民“挑词架讼、胡乱收费、骗取钱财、干扰司法审判”，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引起了法院、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司法部曾几次发文明确只有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才能向社会提供有偿的诉讼代理服务，但由于实践中缺少制度化的具体措施配套，相应的管理也没有到位，使得以营利为目的的公民代理诉讼问题屡禁不止。其次是整体素质不高，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社会生活的变化使得现代法律关系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诉讼的进行则更需要高度的技巧，由于公民代理人一般不是法律专业人员或者很少实际接触诉讼事务，因此其对于诉讼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认识以及对具体诉讼程序的把握与律师相比有着较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在最后的诉讼结果产生上往往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从司法实践中也可以发现，许多案件的败诉方并不一定是在实体上没有理由，其败诉可能就是因为不合格的诉讼代理人没有尽到职责。再次是分割了法律服务市场，使法律服务行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断加剧。司法行政主管部门虽规定“不得以公民代理形式向社会提供有偿的法律服务”，但由于该规定缺乏落实的具体举措而形同空文。公民代理人的有偿法律服务破坏了法律服务市场严格准入的制度，造成法律服务市场竞争的无序状态。同时，由于公民担任诉讼代理人时不必承担任何管理费用和税费，因此在实践中除公民代理人进行收费代理外，出现了律师、法律工作者或公司法律顾问按本行业收费标准收费而以公民个人名义代理当事人进行诉讼的情况，加剧了公民代理诉讼问题的复杂性和法律服务市场的不正当竞争状态。
　　对于诉讼制度中是否需要设立公民代理这一问题，我国自建国以来的诉讼法律和司法实践一直是持肯定态度的，但近几年以来，对于公民代理诉讼是否有必要存在则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以下简单介绍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观点一；禁止，该观点认为应禁止公民担任诉讼代理人，此观点是我国目前司法实务界较为赞同的意见之一。持此观点者认为，法律服务特别是诉讼代理与当事人人身、财产、自由、民主等重要权利密切相关，其进行需要高度的专业性和技巧性，法治建设急需要高质量的法制保障，而普通公民参与诉讼代理势必会降低法律服务的质量，加剧该领域的不正当竞争，从而影响当事人权益的实现和法治目的的实现，目前全国法律服务市场中公民代理问题层出不穷并严重影响整个法制结构的现实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意见明确提出应对诉讼（仲裁）代理实行律师业务垄断。一些市场经济特别发达国家在实践中也持相应观点。在该些国家，律师行业作为重要的中介机构已非常发达，各项社会制度较完善，其诉讼法律制度或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即当事人必须委托律师或由国家指定律师进行诉讼，或是明确诉讼业务由律师垄断，即除当事人本人可以进行诉讼外，如果其要委托他人代理诉讼，则委托的对象必须是律师。
　　观点二；相对限制，持此观点者认为，现行法律和司法实际状况决定了公民代理诉讼在目前阶段的存在，尽管如此，司法诉讼的特殊性决定了公民进入诉讼代理的领域只能是有限的，在对公民诉讼代理制度的重塑中可以参照相对限制公民诉讼代理国家的做法，具体区分哪些公民可以参与诉讼代理、公民代理人能够进入的案件范围、公民代理人的权利范围和特别的行为方式，同时加强法院和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查和处罚，这对于解决目前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满足法治对于诉讼制度提出的更高要求是必要的。该观点是目前各国的主流观点，主张该观点的各国的制度实践也是将公民代理诉讼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由法律对参加诉讼的公民的资格予以明确，并对公民代理人可进入的诉讼类型予以限制。英国1974年律师法允许非律师代理他人进行诉讼，但其明确区分了公民代理人可以进入的诉讼程序，并规定如果普通公民做了法律规定只有律师才能做的事情，其就有可能构成犯罪。日本刑诉法和民诉法都明确以律师诉讼代理为原则，但在简易法院或家庭法院审理的案件中非律师经法院许可后亦可担任诉讼代理人；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在刑事诉讼中亦采相对限制观点，其将诉讼代理人分为一般辩护人和特别辩护人，允许大学法学教员或法学家在经法院同意后充任刑事被告人的辩护人。
　　观点三；赞成，在我国，拥护、赞成并且认为公民诉讼代理不应受到限制的观点仍有一定影响。他们认为，公民参与诉讼的广度和深度是评价社会主义民主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准，人民司法的本质中即包含了这一内涵，普通公民根据他人委托成为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理所当然。现代社会将诉讼的民主化作为诉讼制度先进与否的一个评判标准，这就要求司法制度给普通公民提供一个简便、高效、低成本的诉讼代理制度，除了法律职业者代理诉讼外，法律应当为公民提供其他的途径，公民诉讼代理的地位应当能够与律师代理平等，并且不受限制。
　　对以上观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于对诉讼代理制度中国家干预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自由度如何平衡问题认识的不同。对于我国未来相关制度的构建，我们必须对司法诉讼程序中包含的诸多基本价值（包括程序公正的理解、安全、效率、简便等价值的涵义和实现）和社会现状的需求进一步地明确和把握，国家干预当事人的选择权可以到哪种程度、司法诉讼的特殊性可以在多广的范围内体现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笔者认为，从我国制度的实际情况出发，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公民诉讼代理有其存在的价值和需要，我们绝对不能脱离国家法制的现实，将公民代理问题绝对化。至于公民诉讼代理存在的范围，确实有必要作出一定的限制，但这一限制也只能在对法治的要求和民众的愿望进行衡量之后，通过诉讼法的修订进行安排。
笔者认为应采取相对限制的方式，公民代理只限于较近的亲属关系或具有公益性质的法律援助服务等范围，并应有相应的立法予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