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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对劳动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几个问题的函》的答复

1989年8月10日，最高法院

劳动部：
你部劳力函字〔1988〕1号《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几个问题的函》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下列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决定不服，在收到仲裁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八十一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1．国务院《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第二条、第三十条和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案件；
2．国务院《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劳动争议案件；
3．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由人民法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
二、劳动争议当事人对仲裁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仍应以争议的双方为诉讼当事人，不应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列为被告或者第三人。在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中也不应含有撤销或者维持仲裁决定的内容。
三、劳动争议当事人按规定申请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调解协议或者仲裁机关的仲裁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执行程序办理。在执行中，对于企业拒绝给职工安排工作并且不发工资或者不给福利待遇的，人民法院可按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通知银行或者信用社扣划应付的工资和应享受的福利待遇，必要时可责令企业赔偿该职工的实际损失。


浅析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性质和来源

商奇


　　一、概述

　　刑法上的犯罪，就其能动形态来说，分为作为犯罪和不作为犯罪。作为，是指行为人以身体活动实施的违反禁止性规范的危害行为；不作为与作为相对，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行为的特定法律义务，能够履行而不履行的危害行为。在我国刑法中，有的犯罪只能由不作为构成，如遗弃罪，这种犯罪称为纯正的不作为犯罪；还有的犯罪既可由作为形式实施，也可以由不作为形式实施，这种犯罪称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罪。

　　刑法上所谓的作为义务，是指义务人依据刑事法律应当积极实施特定行为以防止危害发生、保护法益的一种约束或限制。我国刑法理论认为，构成不作为犯罪的“不作为”，以负有某种特定的义务为前提，即构成不作为犯罪的主体须为负有特定作为义务的人。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由法律在分则条文中具体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成立则必须存在某种特定的义务，即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由此可见，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要件之一，在不作为犯罪理论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深入研究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理解其性质，明晰其来源，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二、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性质

　　刑法上的作为义务，作为决定不作为犯罪成立的要件和限定不作为犯罪范围的标准，本身具有诸多特殊的性质。具体包括：

　　（一）明确性

　　1、概念及意义

　　刑法作为义务的明确性，是指作为义务这一范畴的内涵与外延的准确性和排他性。这种明确性，要求通过明确规定作为义务的种类及程度，用以无歧义的告诫人们——具有作为义务而不履行之将必受刑法处罚；同时，从另一个方面说，没有作为义务的情况下必不会构成不作为犯罪。

　　体现作为义务的明确性，本质上来说是保障和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这有助于人们理解，哪些情况下的作为是刑法所期待人们去做的，而不作为在此种情况下将是社会和法益无法容忍的，是一种刑法会处罚的行为。从而帮助人们提前分析利弊、做出判断，保障和提高法的安全性和可预期性。

　　2、义务明确性与罪刑法定主义的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在纯正的不作为犯中，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义务由刑法分则条文明确规定，不存在异议；而在不纯正不作为犯中，法条本意处罚的是作为犯罪，而犯罪人违反一定的作为义务后，实际以不作为的方式触犯了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如故意杀人罪，法条原意是作为犯罪。如果以不作为的方式构成了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则与原来的法条似有不契合之处。有学者即以此为出发点，认为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因为类推适用了作为犯的构成要件，而违反了罪刑法定主义，违反了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明确性，因而主张不纯正不作为犯是不可罚的。也有学者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出发，认为不纯正不作为犯和与其同质的作为犯具有对法律的同等程度的“敌对意志力”或“等价值”，在此意义上就可对看似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不作为犯罪以作为犯进行处罚。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对于不作为犯罪所“实行”（包括客观的动作和无动作）的相关行为，虽然囿于刑法规定的严简性而无法严格按照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进行一一规定——事实上，刑法也很难罗列所有犯罪情况——但是，不作为犯罪总有一个对应的影子，就像一个本体站在镜子前，镜中总会有一个镜像一样。这个镜像与其本体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有相同的对法益的侵害以及相同的对国家利益、社会公益的侵蚀。看起来不同，只不过是穿上了“作为”的外衣罢了。比如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与作为的故意杀人并没有本质的差异，他们都非法的剥夺了自热人的生命权，只是手段的不同而已，就像用刀子还是用斧子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处罚不作为的故意杀人行为，其实正是严格适用刑法的要求。

　　（二）合法性

　　合法性是指刑法中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设置，需符合法治的精神、相关法律的规定和法益。体现合法性，是使公民信服法律、遵守法律，切实履行法律相关作为义务的前提；是切实减少不作为犯罪的前提；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倡导依法治国的前提。

　　体现作为义务的合法性，应当包括义务设立上的法定化和司法上的具体明确两个方面，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1、义务设立的法定化

　　作为义务是判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实现作为义务合法性，首先应通过刑法条文，将作为义务，尤其是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在刑法条文中予以明确的规定，在立法上实现刑法作为义务的明确性。

　　在我国刑法中，对于纯正的不作为犯作为义务进行了分条文的、比较系统规范的规定，如遗弃罪。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及其作为义务，我国刑法则根本未予规定，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和漏洞。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处罚变得于法无据，面临上文所述的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诘问。同时，刑法是规定犯罪的纲领性法律，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规定缺失也是我国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来源理论纷繁复杂、充满争议的重要原因。反观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刑法典，有许多都在条文中规定了不纯正不作为犯及其作为义务。如韩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负有防止危险发生的义务或者因自己的行为引起危险，而未防止危险之结果发生的，依危险所致的结果处罚。”前联邦德国刑法典第十三条规定：“其不作为与因作为而实现犯罪构成要件相当的，依本法处罚。”相比于这些刑法的规定，我国刑法未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及其作为义务，在实务中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作为义务、是否构成不作为犯罪时，只能根据学理上的研究或法官建立于生活基础上的经验判断，故而有时难以准确把握，引起较大争议。

　　2、司法上作为义务判定的明确和具体

　　作为义务司法上的明确具体是准确判定不作为犯罪的前提，没有作为义务判定的明确和具体，将直接导致司法的擅断。在司法实务中，对于不作为犯罪要进行不断的总结和理论归纳，对作为义务相关问题要进行司法解释的不断扩充。罪刑法定主义要求所有的犯罪均由法律加以定型。但是即使再精巧的立法技术，再精密的刑法条文体系，也不足以囊括所有犯罪形态，况且法律的制定总具有时空上的滞后性和形式上的相对固定性。这就要求司法机关不断吸收典型性的作为义务相关问题，加以解释颁布，固定下来。在英美法系国家，几乎所有的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均由法院判决得来。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因而作好司法解释中对于作为义务的规定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但须要着重注意的是，司法解释弥补不足、指导实务的作用固然重要，但也不能超越法律，替代刑事立法。

　　（三）合理性

　　体现合理性，亦是刑法作为义务的重要存在标准。其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作为义务的设定需要符合社会普遍准则及一般道德的要求。在我国，就要求作为义务的规定要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核心价值体系。同时，作为义务也应设定在大众可以接受并且可以依其日常能力而遵守的限度之内。刑事法律中许多作为义务具有职务上的或时间上、空间上的限定要求，即是作为义务合理性的表现之一。法谚云：法不强人所难，不能要求无力实施某种行为或有义务实施某种行为而因特殊情况无法实施的义务人承担不作为犯罪的不利后果。

　　三、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