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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侦查措施要规范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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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侦查人员能否及时有效突破案件，其所采用的侦查手段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英美国家对腐败犯罪普遍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因为他们认为，贿赂犯罪是一种高隐蔽性的犯罪，很难取得令法庭满意的证据，因此只能依靠技术侦查和“秘密渗透”的手段。面对腐败这一难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都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专门增设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

技术侦查与特殊侦查措施的关系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不仅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还规定了“隐匿身份侦查”与“控制下交付”。这里要区别特殊侦查措施与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措施，是指侦查机关为了侦查需要，根据规定所采用的电子侦听、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和进行电子邮件检查等技术手段。一般认为，技术侦查措施包含在特殊侦查之中，是特殊侦查措施之一。特殊侦查措施亦称秘密侦查措施，一般是指侦查机关采取隐蔽身份、目的、手段的方法，在侦查对象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以及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活动。而在侦查实践中，特殊侦查措施主要包括三类:一是技术类侦查措施。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邮件检查等。二是诱惑类侦查措施。指为了侦破某些极具隐蔽性的特殊案件，侦查人员或其协助者，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景，或者根据犯罪活动的倾向性向其提供其实施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嫌疑人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手段。主要有机会提供型引诱、虚示购买、控制交付等。三是派遣秘密调查人员类侦查措施。主要指特工行动，包括刑事特情(线人)、卧底侦查、侦查圈套、廉洁考验等。在这三类特殊侦查措施中，目前使用较多的是技术类侦查措施和派遣秘密调查人员类侦查措施，诱惑类侦查措施由于易侵犯侦查对象权益，其适用受到限制。

特工行动，是指侦查机关根据国际公约、双边或多边协议以及国内的法律，运用秘密的侦查力量，控制犯罪赃物或资金的流向，收集证据、查明案情、抓获犯罪嫌疑人的特殊侦查方法。刑事特情也被称为线人，一般多为具有犯罪前科、能够活动于犯罪团伙周围、容易接触到犯罪分子的人员。卧底侦查是指侦查人员或者受国家追诉机关选派的其他人员，通过改变身份或虚构某种身份，获得犯罪分子信任，在一定期限内潜伏于犯罪组织内部，收集犯罪组织的内幕信息或者从内部瓦解犯罪组织，以配合案件侦破的一种秘密侦查方式。廉洁考验专指侦查人员及其他参与侦查活动的人员通过诱惑的方法对某人的廉洁性进行考验，以促使其犯罪行为暴露的一种特殊侦查方法。

采用技术侦查措施需要注意的问题

技术侦查措施是一个双刃剑，使用时要坚持必要性、适度性、有限性等原则。笔者认为，第一，在立案以后，对于涉案金额十万元以上、采取其他方法难以收集证据的重大的贪污贿赂案件，经过审批可以采用技术侦查。一方面，对那些已经有基本证据证明行为人有重大贪污贿赂嫌疑的就可以申请技术侦查。另一方面，禁止对没有基本证据证明的重大贪污贿赂案件，不能假借行为人行为涉嫌重大贪污贿赂而申请技术侦查措施。

第二，对贪污贿赂案件申请技术侦查措施，不限于那些立案时属于重大贪污、贿赂的案件。对那些立案时不属于重大贪污贿赂案件，但是，随着侦查的进展，嫌疑人的涉嫌犯罪数额不断增加，达到重大的标准时，如果有必要，也可以申请技术侦查措施。

第三，对重大的贪污贿赂案件采用技术侦查措施，主要是对嫌疑人采用，限制对证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采用。

第四，对贪污贿赂犯罪采用技术侦查的审批权属于检察机关的权力，公安机关有配合实施的义务。

第五，技术侦查措施中获得的录音录像等电子证据以及其他物证、书证，应该视情况与嫌疑人进行质证，使其成为讯问犯罪嫌疑人的重要工具，使得嫌疑人最终交代其犯罪事实。

第六，由于贪污贿赂犯罪中的技术侦查措施，如监听、监控等措施都具有迅速及时等特点，审批部门对于案件的审批、公安机关的实施就不能按部就班，而应该采取应急通道，这就需要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形成工作机制积极应对。

第七，积极探索对重大贪污贿赂案件采取以事立案的方式，积极解决立案后对于相关涉案嫌疑人的技术侦查、边控、监视居住等问题，但是对以事立案不得滥用。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新刑事诉讼法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明确免除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义务。这一体现“以人为本”精神的规定无疑是一大进步。

免除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义务，是古代“亲亲相隐”理念的回归。“亲亲相隐”或“亲属容隐”规定在中国古代历朝法律中均有体现，“亲亲得相首匿”，是指对于谋反、大逆之外的罪行，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或作证。“亲亲相隐”制度最早由儒家提出，就是因为儒家承认人的自然情感，认为要想维护社会秩序，不能违背人的自然情感。其后的亲亲相隐制度的“立法理由”也被公开表述为尊重人类亲情。从汉宣帝颁发诏令起“亲亲得相首匿”就正式成为中国封建法律原则和制度。这一立法精神一经确立，即以其与儒家道德准则的和谐而成为长久没有动摇的传统，并为后世法律所沿袭。唐代，亲亲相隐在法律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唐律疏议·名例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但也规定“同居亲属有罪得互相容隐”，“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孙为证，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综观中国几千年亲亲相隐的发展历史，其范围呈扩大之势，从“父子相隐”到“亲亲相隐”到“同居相隐”。从行为的本质看，相隐行为由一种法律义务逐渐转变为一种法定权利。

现代西方法治认为，亲属作证作为一种特例规定，即作证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对“大义灭亲”行为不提倡也不惩罚。古今中外之所以都选择了“亲亲相隐”或容隐，是因为在任何社会，亲情都是社会的基石，允许“亲亲相隐”可能会对受害人造成不公，对司法部门查案和审判造成不便，但是，缺乏人情的法律，却会破坏道德伦常，亲情沦丧会起到更大的负面作用。日本《改正刑法草案》规定:直系血亲或者配偶，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指隐灭证据、藏匿证人罪)之罪的，不处罚;其他亲属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之罪的，可以免除处罚。韩国历史上的法律制度深受中国儒家理论的影响，韩国刑法典规定了“藏匿人犯罪与亲属间之特例”，规定:亲族、家长或同居之家族为犯人而犯前项之罪者，免除刑罚。德国刑法典规定:有利于其亲属而犯本罪(指藏匿罪)者，不处罚。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分则设立了“藏匿人犯及湮灭证据罪”，规定:“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或三等内之姻亲图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脱逃人，而犯藏匿人犯罪或湮灭证据罪者，减轻或免除处罚。”

可见，“亲亲相隐”，并不只是中国古代法制的特色，西方国家以及韩国和日本，也都有近亲属有拒绝作证权和近亲属窝藏得以减刑或免受刑罚的规定，并且沿用至今。

对人性的热切关爱，或许是“亲亲相隐”制度的生命之源。“亲亲相隐”制度内含尊重亲情，关爱人性这些人类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观念，是值得珍视的。“亲亲相隐”所饱含的融融温情，培育、增进了家庭的和睦与稳定，而家庭的和睦与稳定，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与安全。个人、家庭与国家之间，各取所需，但各不相同的利益，在“亲亲相隐”中却得到了充分的保护，达成了和谐与一致。因此，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中国古代伦理刑法与国外容隐制度中关于人性之合理部分的精神和原则，明文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可以拒绝出庭作证，从而使刑事法律更加注重人性化与人文关怀，这既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在司法实践中，“亲亲相隐”制度与“大义灭亲”理念所带来的影响可谓截然相反，这就需要司法工作人员更新诉讼理念，尊重传统的回归，坚定不移地执行法律，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各项权利。


(作者单位: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