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99级优秀毕业论文
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
作者：鄢波
内容摘要：法律本位是指法的基本理念、基本目的或基本作用。.经济法的法律本位是以社会为基础的，具有社会本位性。本文从经济法的经济基础、思想基础和法律基础三个方面论述了经济法产生的历史前提，以证明经济法的是在经济、思想、法律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必然以社会为中心；同时通过阐述社会法的产生过程以及经济法的社会法法域性质说明经济法作为社会法中的一员始终立足于社会，在社会公共领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法将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其法益目标，并以社会公平为社会公共利益的核心，合理分配社会资源，维护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由此更表明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
关键词：社会化 社会法 社会公共利益
所谓法律本位乃指法的基本观念，或基本目的，或基本作用（依王伯倚先生之说）。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是指经济法立足于社会整体 ，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基本目标，具有社会法的性质。经济法是在私法社会化和公法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其经济基础、思想理论基础、法律基础都产生了社会化倾向，经济法的产生正是满足了社会化的需求，使其自出生起就带有社会法的气息。经济法属于社会法中的一员，与民法、行政法区别开来，各尽其责，更加证明其社会本位性。经济法所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从其内涵、核心以及目的也表现了经济法这一与生俱来的性质。
一． 经济法产生的历史前提
（一）经济法的经济基础
经济的发展对经济法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思想和政策的演变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思想和体制的变革有的截然不同的历程，但是都为各自经济法理论形成奠定了经济基础。
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理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影响了整整几个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们相信经济的自我调节机能，相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觉地指明前进的方向，而国家只需充当“守夜人”的角色，管的越少越好。一时之间，经济的自由放任、政府的不加干预成为了管理经济最成功的经验。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打破了亚当·斯密为人们所设想的最为理想的经济模式。经济危机是人们认识到由于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市场经济主体具有天然趋利性和盲目性，因而也产生了单纯市场主体本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凯恩斯在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对传统经济理论和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与批判，提出了一个以政府干预为中心，以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目标的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体系。凯恩斯主张扩大政府职能，以各种经济政策来干预消费倾向和投资，从而刺激生产，他还主张国家通过税收等政策来改变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由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对政府干预的过分依赖，缺少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剖析，使其完成了“反危机”任务后对新出现的经济滞胀现象显得力不从心。这时，众多新的经济学派开始对凯恩斯的理念进行了批判。供应学派认为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滞胀，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是必要的，但干预范围有限，应实行“小政府”下的“无为而治”。社会市场经济学派认为自由、竞争和限制政府干预是社会市场经济的三个核心，而社会市场经济是将自由与秩序有机结合之后形成的在绝对自由与极权之间的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公共选择派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凯恩斯所设想的政府是由一群精英人物所构成的理想政府，在现实生活中只要是人就会有局限，因此这种理想政府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市场调节的社会效率高于官僚主义的干涉方式，市场比政府更靠得住。从上面的争论可知，无论是何种学派都表明了同一种观点：“[y1]自由放任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已经不再是人们的两极思维方式了，而是能有机地、科学地把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主义结合起来成为人们的辨证思维方式。他们并不是完全绝对地选择此而摒弃彼，而是将它们融会贯通，结成一体。”①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思想和政策地演变向我们展示了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干预都是经济发展之必需，经济法的理念尤其注意协调好两者的关系，让其各显其长的同时互相弥补，忽略任何一方都会导致经济的停滞甚至衰退。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的发展受历史原因的影响起步较晚，有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只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寻找理论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定商品经济的存在，推崇计划经济，强调政府主治。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采用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并以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特征所在，然而，这种不顾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事实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搬硬套，人为的割裂了劳动与收获的自然联系，打击了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同时人们把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对立起来，认为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可是事实上经济的停滞不前却给了人们最大的讽刺，在今天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多元经济机制，要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进行详细具体地计划几乎是不可能的，以前计划经济的失败的确存在一些技术问题，但这不是本质问题。根本症结在于我们对计划的盲从的同时采取了对市场机制的全盘否定的态度，使得全国上下执行计划成了例行公事，任何人不得有任何反对计划的思想和行为。可是集体有计划地失误比个人无意识地失误造成地损害要大得多，这种不根据需要去制定同时又不按照需求去指导生产的计划并不能够符合人民的利益，更可悲的是计划体制造成的“[y2]权力高度集中和垄断化”、经济生活中“民主原则的抛弃”、“党和国家的独特的官僚化给以后的社会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②。这时，部分有识之士认识到计划的缺陷，市场的优点，更重要的是明确了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无论是何种经济体制，即使是完全社会主义化的生产来说，市场调节也是必不可少。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是围绕着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是如何结合而展开的。先后提出了国家模拟市场、计划与市场板块结合、计划与市场相互渗透等不同的宏观管理模式。中共十四大在总结几十年的改革经验后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种新的经济体制“[y3]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到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要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③可见，市场机制的主导性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没有否定计划的参与。这种新的经济体制把改革前的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颠倒关系端正过来，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即在市场机制中如何发挥计划机制的作用，并保持最合理的限度。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演变呈现出从两极思维到辨证思维的规律，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思想和经济体系则是表现为从政府主治到市场主治的趋势，可见“[y4]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关系问题是任何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问题。”④由于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各自都有自身不可避免的弊病，对任何一种机制的极度偏好都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失败。由于传统的行政法对经济关系的管理一般采取的是强制手段，同时，因其国家利益本位性的驱使在调整经济关系是不能很好的兼顾社会公共利益，有时甚至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反动，行政法无法担此大任。“[y5]而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的经济法，可以超越狭隘私人利益和政府利益，通过在市场失灵领域采取政府干预的手段，在政府失灵的领域采取市场化的手段相互弥补其缺乏，通过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限制政府的权利等方式来达到逐渐减少并最终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进而使资源配置最优。”⑤
（二）经济法的思想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也经历了各个不同的阶段。19世纪的社会思潮是一种契约的伦理，具有功利主义的倾向，即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人，个人有理性与能力去判断何种行为对自己有利，何种行为会带来损害，并能根据自己的所得来衡量自己的所失。“个人的原则是要尽可能地推进他自己的福利，满足他自己的欲望体系，同样，社会的原则也是要尽可能地推进群体地福利，最大程度地实现包括它地所有成员地欲望的总的欲望体系。正像一个人是根据现在和未来的损失来衡量现在和未来的利益，一个社会也可以如此在不同的个人之间衡量满足。[y6]”⑥这种功利主义思想武断的将个人所需的满足推而广之认为社会所需是简单的个人所需之总和，它将一切需求数字化，包括自由与正义，它只看到了个人的抽象平等，无视个体之间的差异，它为了追求利益数字式的最大化，不惜牺牲少数人的幸福。从而忽略了个人所需的满足的总和在整体上进行的再分配。
经济集中和垄断在这种近乎功利主义的契约伦理的思想支配下产生了。20世纪初垄断这种始源于自由竞争，从而抑制自由竞争的现象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y7]垄断作为非法的结果却有合法的基础，这是一种悖论，自由的悖论，自由反对自由；垄断实质上是少数人奴役多数人，强者奴役弱者，资本（物）支配人。少数强者的资本自由严重地抑制了多数人的基本自由，这是否正义？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令人沉思的问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怎样才能实现人的自由，一切人的自由？是继续自由放任还是诉诸社会正义，这已经成为20世纪的重大课题。”⑦契约伦理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学者对其宣扬的平等自由产生了质疑，罗尔斯就是其中一个。他站在被功利主义者忽视的弱势群体一方提出了公平正义。在他的正义原则中包括两个方面，即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平等原则是指“[y8]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拥有可以与别人的类似自由权并存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⑧这点是得到其他学者广泛认同的，且是第一位的原则。而差别原则即“[y9]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可以合理的指望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且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⑨这种差别原则旨在“[y10]最大限度地提高地位最不利人的期望”⑩是一种基于对弱者的扶持与帮助的原则。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正是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壮大时期提出来的，是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反思，他所追求的正义是实质正义，是揭开了契约自由的形式平等面纱，是对内容与结果平等的一种要求。然而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准确的说是第二原则——差别原则却引起了其他学者的非议。由于差别原则所提出来的平等是一种带有强制色彩的平等，这种功能必然由国家来承担，这样做的结果必然要求扩大国家的权力和职能，而著名学者罗伯特·诺齐克所主张的“小国家”即一种仅限于防止暴力、偷窃、欺骗和强制履行契约等较有限功能的国家。他认为“[y11]国家不能用强制手段来禁止人们从事推进他们自己利益和自我保护的活动。”显然按他的理论垄断这种基于自由竞争的产物是不应被禁止的，因为它没有使用非法的手段而只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已。然而诺齐克却没有认识到垄断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正是利用其他人对资源的缺乏而使其为自己服务，这种行为本身就违背了他自己的“[y12]必须更严肃认真的思考不同个人的存在，他们决非别人的手段资源”的观点。另外，诺齐克还认为“差别原则”倡导的分配正义容易滋生腐败，使某些人以“分配正义”为掩护而做出不正义的事情，而市场配置，直接自由的交换才能使得每个人没有占他人便宜的机会。诺齐克针对“差别原则”提出了“权利理论”要求权利持有是正义的，国家职能会持有中的不正义进行矫正，这本来是极好的出发点，然而诺齐克却狭隘的将这种矫正限制于暴力、偷窃、欺骗和强制履行契约等方面，使得他的理论走向了另一极端。相较于以上两个理论，艾德勒德理论则带有辨证的色彩。在他看来无论是平等最大化或是自由最大化都是不可取的，虽然两者都是正确的，但必须有节制，“[y13]同时还要认识到，只有在正义的支配下，两者才能和谐的扩展到最大限度。”
20世纪中后期的“社会正义”站在各种思潮的潮头，它既关心个人更关心整体，尤其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不仅形式上保持正义，实质上更要正义，它不排斥自由，也不否定平等，既肯定了市场竞争的重要性，也强调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人们的思想经历了从契约伦理到社会正义的变化之后，对法律所应担负的任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垄断出现以前，民法中的三大原则——无限制的契约自由原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过错责任原则在经济领域占据绝对主导作用，人们认为按照这样的标准去裁判的结果应该是公平的。因为民法的经济思想基础认为“[y14]经济机制的自我机能可以使经济恢复正常运行状态，外部干预只能破坏经济机制的充分作用，不利于经济的运行，要实现经济的理想状态，就必须实行自由放任。”这种经济思想源于早期简单商品经济结构，所以民法的公平理念强调机会公平，即在对资源、社会合作利益及负担进行分配的时候，所有的主体机会均等。民法强调在法律上要按照统一的无差别原则对待一切经济主体。“[y15]民法对公平价值的评价所取的参照系总是个别化的，他通过具体分配过程中对社会公平进行维护，而无法将泛化的非特定的不平等的评价纳入自己的评价体系。本质上民法公平是一种个人公平。”民法的公平理念在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以前的时期内对促进经济的发展，维护有序的经济秩序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而垄断出现后，基于人道主义和社会福祉的观念，人们的价值取向不仅仅停留在形式上的机会公平，也注意到了结果公平的重要性。由于现实生活中，个人的能力与财产都有着不可忽略的差别，在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后，经济结构已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经济关系更加复杂，如果继续按照原有的公平理念对待一切个体，这些已存的个体差异必然影响着个体经济活动的公平性。从而使得这种差距越拉越大，整体上来看是在创造更多的不公平。“经[y16]济法认为某经济行为即使不造成特定的损害后果，却对整体社会经济存在一种泛化伤害时，该行为就是不公平的。”只有首先认识到了不公平的存在方式，才有可能采取措施去维护公平。经济法正是站在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以个别经济活动与社会总体经济法的对比效果为参照系来评价公平的实现，是以给经济主体以“相对特权”为基础，追求结果大体公平，可以说是以不平等求公平，立足于个体不平等求整体平等。
可见经济法的思想基础的变化以垄断的出现为界，经历了从维护契约伦理道维护社会正义，从维护个体公平道维护整体公平的变革，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弥补了民法的不足，站在维护人道主义和社会福祉的高度对正义与公平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诠释。经济法的思想基础是以民法的思想基础为起点逐渐形成的迥异于民法的一套思维体系，使得经济法的思想带有一定的民法色彩，但本质上是对民法的思想进行反思后形成的以社会为其本位的一种新的理念。
（三）经济法的法律基础
由上可知，人类社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经历了从自由放任到需要政府干预再到限制政府干预的变更，人类社会的时代精神经历了契约伦理到社会正义的变革，与此相应，法律也出现了社会化的需求和趋势。
在私法领域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从主体抽象平等发展出主体具体平等。私法要求的主体平等是指主体之间无差别的独立、自由、平等。这种无视差别的平等是人为的否弃了具体不平等后的主观平等。如今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自然状况、能力、财产等都是不平等的，私法在抽象掉这些不平等因素之上去设定的平等本身就是一种虚假平等。这时人们注意到若是根据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任其发展，将有部分主体的利益永远得不到维护，特别是当一些主体进行经济合作成为更有优势的主体时，其力量甚至会威胁到整个社会。对待主体的平等观开始具体化，即针对差别区别对待。然而，在私法领域，主体抽象平等是仍是普遍的，具体平等也是个别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考虑主体的具体条件，抽象平等依然是私法最基本的原则。第二，从绝对所有权发展出相对所有权。近代私法中的财产权被认为是一种自然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这种绝对的财产权在当时反映了人的进取精神，迎合了经济发展的需求。然而对财产的绝对所有权在这样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必然导致贫富不均，两极分化。20世纪中叶，许多国家开始倾向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并将此原则用于环保、交通等领域内对财产权的限制。“[y17]到了20世纪后半叶，法律上发生了一种财产概念的社会变化，在‘[y18]不损害他人所有权的前提下使用你的财产’的范围内，所有者享有最广泛的使用和处分财产的权利。”第三，从契约自由发展出契约正义。社会发展经历了以“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后，契约成了人们实现自由的最主要表现。契约自由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行为都与契约紧密联系，并使之成为无论是国家或者使法律都不应加以任何干预的权利。可当人们正在享受着契约自由带来的各种甜美滋味时，形成这种权利的基础——缔约人的完全平等正在逐渐消失。到了20世纪初，主体差异越来越明显，人们不得不承认“[y19]对那些为了换取不足以维持生计的报酬而出卖血汗的人谈契约自由，完全是一种尖刻的讽刺。”这时的契约自由是强者的自由，弱者的不自由。社会不幸者的人权维护开始备受关注，契约自由发展出了契约正义。当然就私法而言强制要求契约正义的领域毕竟是少的、有限的，在市场社会，契约自由依旧占有不可动摇的支配地位。第四，从过错责任发展出严格责任。过错责任在私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这种归责原则一直作为法官判案归责的依据。严格责任的认识是经过了一系列惨痛的教训得来，如产业工人的工伤事故无人负责、侵权致害受害人举证困难等。人们呼吁新的归责原则的出现以弥补过错责任的不公正。到了20世纪中叶，无过错责任原则基本确立和形成。但这是对过错责任原则的修正和补充而不是代替。私法是维护私人利益的法，民事责任也是补偿性质的，一旦失去对私人利益的平衡“实际上是对民法精神的背叛。”第五，从个人本位发展出社会本位。私法一向以个人为本位，它保证个人独立、赋予个人自由，保护私人财产。但这种个人本位一旦发展到极致便成为了利己主义，为了个人利益不惜牺牲他人利益、社会利益，这无疑是个人的自相残杀，自我毁灭，对于弱者只有死路一条。当这种进化论式的思维在文明社会极度膨胀的时候就应该有法律来保护弱者拥有基本的生存空间。法律应保证所有人成为人，并尊敬他人为人，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维护，即社会本位。虽然社会本位的出现给个人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并不能动摇个人本位在私法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个人本位是私法形成的基础是私法的法律精神所在。
综上，私法虽然表现出了社会化的趋势，然而其本身并没有发生彻头彻尾的变化。
在公法领域，法律的社会化主要表现在行政法方面。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大所带来的弊端都是不可避免的。它表现在：第一，在抑制大企业的经济霸权方面，行政干预越来越多，行政机构的广泛设立甚至代替了企业成为社会重心时，它凭借自身的特殊地位比原本要抑制的大企业、公司拥有更多的权力，人们原先对那些一时叱咤风云的大企业、大公司的畏惧感便转移到了行政机构身上，似乎刚从大企业手中要回的权利又落入政府之手。第二，行政机构的广泛设立随之而来的则是行政福利的不断增加，这必然与其所要维护的社会福利相矛盾，从而导致行政机构越多，社会福利越少的现象。人们发现不该得到福利的人福利越来越多，该得到福利的人得到的却越来越少。第三，由于政府干预经济的成本远远超过市场调节，政府机构、人员的扩充，职能的扩大到时浪费严重。这种浪费的存在不仅仅是由于政府干预的存在，还因为行政人员本身。“[y20]浪费发生在雇员的懒散之中，他们干活慢吞吞，甚至几乎什么呢也不做。浪费也存在于努力工作的雇员身上，他们干着本来就不值得花力气干的工作，执行着本身就不该制定的规章制度，填写着本来就不用印制的表格。”第四，行政官员虽然肩负着维护公共利益的任务，然而其经济人的自然特性驱使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y21]为了实现其最大化利益，在进行立法时，公共利益可以被忽视，而自己的收费权和处罚权则不能忽视，部门立法则成为争权夺权的工具，甚至还会出现‘贿赂立法’的情形。”
上述行政干预的种种弊端暴露了行政机构本身就有的矛盾，在经济领域原有的行政手段很难克服，人们对行政干预的期望得不到实现时，新的理念又在人们脑中形成，人们要求行政简政裁冗，下放、减少、限制行政权力，要求行政干预市场化，形成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局面。行政社会化的趋势逐渐明显，与此相应，行政法的社会化也大有表现。
首先，行政指导方式发生了改变，由传统的对社会事务使用行政命令服从的方式发展为采用协商指导的办法来完成。行政命令服从方式不仅成本高而且效益差。由于行政主体处于经济活动之外，也许时能以“旁观者清”的角度来把握经济运转情况，然而正因为其身处高处也使其必然难以深入基层，知悉详情。当其费劲苦心设计出的指导方案要求运行时，有时不但不能赢得行政相对人的欢迎，反而得到的是怨声载道。而“[y22]从行政命令服从发展出行政协商指导，要求行政主体不要自以为是而要倾听相对人的合理意见；行政主体不要专横霸道而要谨虚节制，要少指令多指导，少压服多劝导；要有所不为，让相对人广泛参与、有所作为；不要盛气凌人而要平等协商，不要一意孤行而要协调合作。”其次，从行政统治发展出行政合同。传统的行政法一般是通过行政主体行使许可权、禁止权等方式来实施，行政主体单方面意思表示便决定了行政活动的全部内容，这样不平等的关系没有更好的促进行政活动的完成。在市场社会中，契约是主流，当行政干预介入这个社会后，并与契约逐步结合时，它的效力才能发挥到最大。合同弘扬平等、自由、互惠互利。行政合同的订立能够激发行政相对人以主人翁姿态积极实施合同内容，这样不仅提高了行政干预的质量，也起到了保障私人权利的作用。
无论是行政的社会化，还是行政法的社会化，都并不是意味着行政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只能说明行政法吸收了部分社会化的因素，行政指导虽然带有协商色彩，却仍旧是对行政相对人的一种约束，而行政合同虽然体现了平等，但其实施前提仍旧是不与行政法相抵触，受到一定范围的局限。因此，这种完全适应社会化大趋势的法律必须由另一种法律来代替。
经济法便是在私法社会化和公法社会化的基础之上产生的。它能够完全的体现社会化的各种要求，并使之纯粹、极致。经济法重视经济主体之间的差异，要求具体平等，通过对经济主体的部分财产进行再分配以实现经济领域的社会公平，提倡社会正义，采取“强制性”与“任意性”相结合的手段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这一切都表明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
二． 经济法的法域性质
（一）传统的公法－私法二元法律结构
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肇始于罗马法。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对公私法的分类是这样描述的：“[y23]有关罗马国家的法为公法，有关私人的法是私法。”然而他所指的公法主要包括宗教法规、僧侣法规和裁判官法，私法的研究则要相对丰富许多。到了17、18世纪，法国革命的兴起，推动了大陆法系国家公法内容的变革，公法包括了宪法、行政法、刑法。公、私法的区分也有了新的意义。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y24]第一，私法具有所谓的自主性，即所谓私法的自治，是以意思的自由、合同的自由及经营的自由为核心。第二，私法理念往往支配公法性组织和制度，是公法从属于私法，即在警察国家中‘建立在法之上的国家’，往往作为财产权利主体接受私法的适应，在司法裁判的支配下，国家是作为服从于法的，受法支配的国家。”因此，近代法体系的公、私法的划分是对罗马法的新的发展，并且在19世纪以法、德为代表的法典编纂和法制改革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对普通法系国家而言，这种划分所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英国向来否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但也有向培根这样的名人志士站出来主张这种划分。在美国更有著名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以公法和私法德发展分别论述美国的法律发展史。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受到苏联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划分公法、私法的问题大都持否定的态度，或者采取回避的方法，如史尚宽先生就认为：“[y25]在社会主义社会，私法几乎全部溶解于公法之中。”探其究竟则要追溯到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制定苏俄民法典史阐述的“[y26]目前正在制定新的民法。……我们不承认任何私法，在我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是什么私人的东西。”前苏联科学院国家于法研究所所长维克多· M·特西契西茨等认为，“[y27]列宁的话被这样解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仅没有私法，也没有传统意义的公法。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条件下，不存在私人利益于公共利益的对抗，社会主义法取消公、私法的划分，不是应为公法取代了私法，而是因为这种划分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由上可知，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公有制之上，既然不存在私有制更不必谈公、私法的划分。然而这种逻辑前提是否能成立呢？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解放思想，对实际经济生活进行实事求是的探讨之后，终于在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公有制已经不是惟一的经济制度，我们不仅接纳了私有制，并且倡导其在健康有序的环境中发展。因此，我国应当对公私法的划分予以借鉴。首先，从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公、私法的划分是普遍适用的，它存在某种共通的，中立的价值内涵。即使是不同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应简单的以法的体系的本质和特点或法的阶级性作为排斥这种划分的理由。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法、私法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关系需要不同性质的实体法予以调整。处理经济关系的实体法不同，也影响到相关的程序法。对它们作出适当的区分也是必然的。第三，我国的法律体系与大陆法系较为相近，具备对法律进行公、私法划分的基础，而且对这种大陆法系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法律传统的借鉴，可以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财产制度不断加以完善，推动我国法学研究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划分公法、私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私法的实质是保障合法权利，公法则是正确运用权力。两者是个人本位法与国家本位法的关系。公法对政府的职能和行为予以规范，私法对企业（公司）的组织和行为进行规范，各行其是，各尽其责，才能保证法治的完善。正如某些学者所说“[y28]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要求以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并正确划分公法与私法为前提。”
（二）私法—社会法－公法三元法律结构
社会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公法和私法在发展过程中迎合了社会化的某些需要，但由于其本质属性和固有功能并不能完全社会化，因而无法充分满足社会化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一系列以社会为立足点，充分全面满足社会化要求的法律出现了，它们主要涉及社会公共领域，“[y29]这些领域的问题都不是私人所能，所愿意解决的，而必须由作为整个社会总代表的政府来解决。在这些领域起作用的并不完全实市场自由放任法则，而还要贯彻政府干预。”一些学者将这部分社会立法称之为社会法。
社会法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二元法律结构，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新的思维空间。社会法与公法、私法并驾齐驱形成了“私法－社会法－公法”的法律三元结构论。而法律结构是在社会结构基础上构筑而成的。传统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二元社会结构无法解释现代社会出现的新问题。法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使法人地位不断上升，甚至有与政府分庭抗礼的局面。同时，非政府组织在经济领域中所发挥的调控与干预作用连政府都不得不自叹不如。部分学者基于以上诸多问题提出了“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的三元社会结构论，认为“[y30]1.人不仅仅是自利的‘经济人’，即‘市民’，而且，不仅仅参与政治生活，成为‘公民’，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人为了满足其需求，实现其尊严，参与团体，缔结团体契约，成为‘社会人’，即团体之一成员。2.所谓的团体社会，源自人们的二次‘社会契约’——按洛克等古典自然法学家的社会契约论，国家（政府）的组成，在于人们相互缔结契约，让渡部分权利之结果，这也是‘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社会契约’基础。” “人们由于对第一次社会契约的不满，这种不满自然是产生了种种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因此，产生了二次‘社会契约’的缔结——将原先让渡给政府（国家）的一部分权力，让渡给社团；将原先所保留在个人（市民）手中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社团。这种让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并且是团体社会产生的“动态的社会契约”的基础。与此相对应的便是“私法－社会法－公法”的法律三元结构论。
有的学者认为法律三元结构论的前提是将公法和私法完全区别开并把“社会”作为新的法律的支撑，“[y31]这种把私法和公法区别绝对化的思想方法”是不可取的。笔者认为，社会法在形成过程中对私法和公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即私法社会化和公法社会化。区别公法与私法是为了更好的认识其与社会法在本质属性和固有功能上的差别，而绝不是否定公法与私法之间出现的某些共通性的特点。私法社会化和公法社会化也正是其各自向对立面转化的一种趋势的表现，更体现了现代私法与公法在某些方面的一致性而不是完全对立性，因此，以承认私法与公法的本质性区别为前提的三元法律结构论并不否定私法与公法，市民社会与国家存在一定的相通性，也不是把私法和公法区别绝对化。
（三）经济法是社会法法域下的一个法部门
经济法正是在私法社会化和公法社会化的趋势下形成的，是能充分满足社会化需求的法，在“私法－社会法－公法”的法律三元结构中是属于社会法范畴的。
第一， 从主体上看。经济法主体既不是纯粹的私人，也不是纯粹的行政机构，而是既要克服由于存在信息不充足、自然垄断、垄断、外部效应等“市场失灵”现象，又要防止政治国家一味介入市民社会导致的“寻租”等“政府失灵”现象的社会团体。在团体社会中，各社团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对经济从宏观把握，防止两极分化，对国家既不俯首称臣也不骄横跋扈，而是起到一种监督提醒的作用。经济法将“民商法”下的“市民”还原为“消费者”、“中小投资者”；将抽象的“商人”还原为“中小企业”、“大企业”，按它们不同的社会角色，设置不同的权利与义务。
包头市城乡规划条例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大常委会
包头市城乡规划条例
（2009年12月30日包头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2010年3月25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科学制定和严格实施城乡规划，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在规划区内进行建设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城市和镇应当依照本条例制定城市规划和镇规划。旗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确定需要制定苏木乡规划、嘎查村庄规划的区域。
旗县区人民政府鼓励、指导上款规定以外的区域苏木乡、嘎查村庄制定和实施苏木乡规划、嘎查村庄的规划。
本条例所称城乡规划，包括城市规划、镇规划、苏木乡规划和嘎查村庄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分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详细规划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
本条例所称规划区是指城市、镇、嘎查村庄的建成区以及因城乡建设和发展需要，必须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
城乡规划区的具体范围由市、旗县区、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在组织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苏木乡规划和嘎查村庄规划中，根据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划定。有条件的市旗县区应当把辖区全部纳入规划区。
第三条 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遵循城乡统筹、合理布局、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和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合理确定城市、镇的发展规模和时序，科学安排生产、居住、绿化等用地，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资源、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保护耕地、城市水源、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和代表城乡传统风貌的街区，保持城市组团式布局及通透舒展的特点和民族特色，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公共安全设施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在编制规划过程中应当依法对规划组织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规划实施后，应当及时组织规划环境影响的跟踪评价。
第四条 市、旗县区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地理空间数据库，促进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保障城乡规划的科学制定、有效实施。
第五条 市、旗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城乡规划编制和管理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经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服从规划管理。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就涉及其利害关系的建设活动是否符合规划的要求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查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受理规划查询，并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提供相关信息。
第八条 市规划委员会研究审议城乡规划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为市人民政府规划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规划委员会的组成形式、议事制度等由市人民政府决定。
第九条 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城乡规划管理工作，并具体负责昆都仑区、青山区、东河区、九原区及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城乡规划管理工作。
土默特右旗、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固阳县、石拐区、白云鄂博矿区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旗县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乡规划管理工作。
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按照规定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相关规划工作。
发展和改革、国土资源、城乡建设、环境保护、房管、交通、水务、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公安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和权限，做好与城乡规划相关的工作。
第二章 城乡规划的制定
第十条 市城市总体规划由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审批。
第十一条 石拐区、白云鄂博矿区城市总体规划和旗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村镇体系规划，由旗县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市人民政府审批后，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备案；国家、自治区和本市确定的重点镇的总体规划，由旗县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其他镇的总体规划由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旗县区人民政府批准后，报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备案。
苏木乡规划、嘎查村庄规划，由苏木乡、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报旗县区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二条 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城市、镇的发展布局，功能分区，用地布局，综合交通体系，禁止、限制和适宜建设的地域范围，各类专项规划等。
规划区范围、规划区内建设用地规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绿化和广场用地、水源地和水系、基本农田、环境保护、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及防灾减灾等内容，应当作为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第十三条 按照总体规划要求需要编制的各类专项规划，由市和旗县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编制，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 城市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的镇、苏木、嘎查村庄执行城市总体规划，不再另行编制镇总体规划、苏木规划和嘎查村庄规划。
城市规划区内城市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外的镇、苏木规划，由区人民政府依据市城市总体规划组织编制，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嘎查村庄规划，由镇、苏木人民政府依据镇、苏木规划组织编制，经区人民政府批准后，报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苏木乡规划、嘎查村庄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规划区范围，住宅、道路、供水、排水、供电、垃圾收集、畜禽养殖场所等农村牧区生产、生活服务设施、公益事业等各项建设的用地布局、建设要求，以及对耕地、草场等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防灾减灾等的具体安排。苏木乡规划还应当包括本行政区域内的嘎查村庄发展布局。
第十六条 市和旗县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的总体规划，在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前，应当先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交由本级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和旗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将根据审议意见修改规划的情况反馈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的镇总体规划，在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前，应当先经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代表的审议意见交由本级人民政府研究处理。镇人民政府应当将根据审议意见修改规划的情况反馈镇人民代表大会。
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报送审批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应当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或者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审议意见和根据审议意见修改规划的情况一并报送。
第十七条 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组织编制城市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八条 镇人民政府根据镇总体规划的要求，组织编制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报旗县区人民政府审批。旗县区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由旗县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根据镇总体规划的要求组织编制，经旗县区人民政府批准后，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九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具体地块的建设用地范围和性质、开发强度、空间布局管理，容积率、绿地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主要出入口方位及专项规划的要求等。
第二十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根据各阶段城镇新区开发和旧区改造的重点，分片区、分阶段编制，并覆盖规划区内的建设用地。确保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绿化和广场用地的合理布局。充分保护和合理利用沿黄河湿地、城中绿地、大青山南麓等生态资源。
第二十一条 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延续本市城市总体特征，科学控制主要景观、道路、广场、绿地、标志性建筑、特色历史街区等周边建筑的高度和密度，高层建筑要合理退让建筑红线。具体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二条 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涉及下列区域的，应当进行城市设计：
（一）各类城市公共中心、主要道路；
（二）火车站、机场、绿地、广场周边及客运交通枢纽；
（三）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历史街区；（四）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规定的其它重要区域。
第二十三条 市和旗县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镇人民政府可以组织编制重要地块的修建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当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
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和进行建设工程设计应当结合所在区域的风貌特征，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第二十四条 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建设条件分析、空间布局、日照分析、景观规划设计、道路系统规划设计、绿地系统规划设计、工程管线规划设计和竖向规划设计等。
第二十五条 城乡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承担城乡规划的具体编制工作。
第二十六条 编制城乡规划，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勘察、测绘、气象、地震、水文、环境等基础资料。
市和旗县区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编制城乡规划的需要，及时提供有关基础资料。
第二十七条 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公众的意见。公告的时间不得少于三十日。
嘎查村庄规划在报送审批前应当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
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充分考虑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并在报送审批的材料中附具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
第二十八条 经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未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
第三章 城乡规划的实施
第二十九条 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应当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注重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妥善处理新区开发与旧区改建、城市建设与旗县区发展的关系，统筹兼顾进城务工人员生活和周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村民生产与生活的需要。
镇的建设和发展，应当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先安排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暖、道路、公共交通、消防、通信、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卫生院、幼儿园、福利院、集贸市场、警务室、居委会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为周边农村牧区提供服务。
苏木乡、嘎查村庄的建设和发展，应当因地制宜、节约用地、突出特色、注重环境、保护文物，引导农牧民合理进行建设，改善农村牧区生产、生活条件。
第三十条 城市新区的开发和建设，应当合理确定建设规模和时序，充分利用现有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严格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体现地方特色。
在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之外，不得设立各类开发区和城市新区。
第三十一条 旧城区的改建，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风貌，合理确定拆迁和建设规模，优先安排城市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合理安排绿化、广场等用地，有计划地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改建。
第三十二条 市和旗县区、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近期建设规划，报总体规划审批机关备案。
近期建设规划应当以重要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中低收入居民住房建设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点内容，明确近期建设的时序、发展方向和空间布局。近期建设规划的规划期限为五年。
第三十三条 城乡规划确定的铁路、公路、机场、道路、广场、绿地、公共交通、输配电设施及输电线路走廊、通信设施、广播电视设施、管道设施、河道、水库、水源地、湿地、防汛通道、消防通道及设施、人防工程、垃圾填埋场及焚烧厂、污水处理厂和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的用地以及其他需要依法保护的用地，禁止擅自改变用途。
第三十四条 在城市主导风向的上风向和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以及城际公路两侧一公里范围内禁止规划新建、改建、扩建影响大气环境质量和水资源质量的项目。具体的区域由市人民政府在制定总体规划和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确定。
第三十五条 城市已建成和规划确定的绿地、广场、主要道路的地下空间禁止商业开发。
第三十六条 在城市建成区以及近期城市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城中村”，由区人民政府及稀土高新区管委会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近期建设规划提出改造计划并组织实施。改造计划应当明确改造范围、用地性质、功能分区，为居民预留产业发展和生活用地。对实际住户少、水资源缺乏、自然环境恶劣、不适宜居住、无发展潜力的嘎查村庄，应当有计划地实施搬迁。
第三十七条 依法实行规划许可制度，各项建设用地和建设工程应当符合城乡规划，依法取得规划许可。
第三十八条 依法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或者个人，可以持
土地使用证或者相关权属证明文件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了解规划条件。现状用地性质与土地使用证或者相关权属证明文件登记的用途以及规划用地性质相符的，可以按照自有用地申请建设。
不符合前款规定情形申请进行建设的，应当按照城乡规划、土地管理和建设主体资质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九条 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的建设项目，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在报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前，应当持以下材料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选址意见书：
（一） 建设项目选址申请书、申请表；
（二） 建设项目地形图；
（三） 土地权属证明；
（四）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五）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
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不需要申请选址意见书。
第四十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核准或者备案后，建设单位应当持以下材料向市、旗县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申请：
（一）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申请书、申请表；
（二） 经依法批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三） 建设项目立项批准、核准、备案文件；
（四）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五）土地权属证明；
（六） 经依法审定的建设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
（七） 建设项目地形图；
（八）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
市、旗县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定建设用地的位置、面积、允许建设的范围，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单位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向市、旗县区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申请用地，经市、旗县区人民政府审批后，由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划拨土地。
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不得受理用地申请和划拨土地。
第四十一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前，市、旗县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提出出让地块的位置、使用性质、开发强度等规划条件，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组成部分。未确定规划条件的地块，不得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建设单位应当持以下材料向市、旗县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一）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申请书、申请表；
（二） 经依法批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三） 建设项目立项批准、核准、备案文件；
（四） 土地权属证明；
（五） 经依法审定的建设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
（六） 建设项目地形图；
（七）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擅自改变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组成部分的规划条件。
第四十二条 规划条件应当包括：出让地块的位置、范围、面积、坐标和标高、现状、周围地区环境；使用性质、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停车控制指标、主要出入口方位、绿地率和须配置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各类规划控制线、建筑界线、开发期限。
第四十三条 法律、法规对建设项目在环境保护、地质灾害、消防、抗震、防雷、防洪等有明确要求的，建设单位在申请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时，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交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书面审查意见；旅客集散中心、物流中心、体育场馆、会展中心和其他大型公共建筑以及居住小区等对交通影响较大的建设项目，还应当提交交通影响评价报告。
第四十四条 规划条件未纳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对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批准用地的，由市、旗县区人民政府撤销有关批准文件；占用土地的，应当及时退回。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第四十五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持以下材料
向市、旗县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一）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申请书、申请表；
（二） 建设项目立项批准、核准、备案文件；
（三）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或者规划条件；
（四） 国有土地使用证或者集体土地使用证；
（五） 经依法审定的建设项目总平面图、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效果图；
（六） 建设项目地形图；
（七）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
需要建设单位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建设项目，还应当提交修建性详细规划。
第四十六条 在苏木乡、嘎查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持以下材料向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报旗县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一）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申请书、申请表；
（二） 建设项目立项批准、核准、备案文件；
（三） 建设项目规划条件；
（四） 经依法审定的建设项目总平面图、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效果图；
（五） 建设项目地形图；
（六）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
前款规定的建设项目不得占用农用地；确需占用的，应当依
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第四十七条 受理核发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申请，应当向申请人出具受理凭证。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分别在二十个工作日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不予许可的，向申请人告知不予许可的理由。二十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承办人应当当场一次性书面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资料；情况复杂不能当场告知的，可以延长至五个工作日。
第四十八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城乡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以外做出规划许可。
第四十九条 选址意见书、规划条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有效期为一年。
选址意见书、规划条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有效期满后，未按要求办理完毕相关手续的，原证自行失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有效期满后未开工建设的，应当在期满前十日内向原批准机关申请延期，未申请延期的，原证自行失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延期不得超过一年。
第五十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将经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予以公布。公布期不得少于十日。
第五十一条 规划要求配置绿地、幼儿园、停车场、公共交通站场、消防设施、环卫设施、物业管理用房、社区办公服务用房、健康水站、商业网点等配套设施的城镇住宅建设项目，配套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统一设计、同步建设、同时交付使用。
第五十二条 住宅建筑除应当满足大寒日不低于两小时的日照要求外，还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一） 南北向多层住宅（二十四米以下）的建筑间距，不低于遮挡建筑高度（从散水起算）的1.5倍；
（二） 南北向多层以上住宅的建筑间距，建筑高度在二十四米至四十米（含）间，不低于遮挡建筑高度的1.3倍；建筑高度在四十米至七十五米（含）间，不低于遮挡建筑高度的1．1倍；建筑高度在七十五米以上，不低于遮挡建筑高度的0.9倍；
（三） 其他朝向的，按照国家、自治区和包头市的有关技术标准（规范）执行。
前款规定的具体实施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五十三条 建设工程沿道路、绿化、广场等公共用地安排建设的，建设单位应当代征上述公共用地。
第五十四条 规划建设项目应当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合理、集中布局。因环保、安全、卫生等原因需要与其他建设工程保持一定距离的，可以进行独立选址。
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安全设施因节约土地、功能需要等原因，可以结合规划道路、河道、绿化等公共用地进行安排。城乡公共服务设施确需结合规划道路、河道、绿化等公共用地进行安排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五十五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筑物、构筑物毗邻各类规划控制线的，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国家标准、技术规范合理退让规划控制线。建筑物、构筑物需同时退让各类规划控制线的，应当以退让距离中最大距离为准。
地上建筑物附属的地下建筑物、构筑物建设范围不得超出其用地界线，并依法退让各类规划控制线，但是人防工程有特殊要求的除外。
第五十六条 毗邻机场、气象台（站）、地震台（站）、电台、电视台和通讯设施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的，应当在净空、视距、传输、抗干扰、隐蔽伪装等方面符合其专业控制要求。
第五十七条 新建、扩建和改建城市道路、桥梁、地下通道时，应当将有关市政管线以及其他各类管线进行同步设计和同时敷设。
第五十八条 建设单位在建设项目的工程放线前，应当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设置工程公示牌。公示牌须载有以下内容：
（一）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编号及其发证机关名称；
（二） 建设项目名称、建设规模及主要指标；
（三） 建设单位及其负责人；
（四）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和立面效果图；
（五） 投诉、举报受理途径和单位；
（六）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要求的其他内容。
在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前，建设单位应当保持公示内容的完整。
第五十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要求组织放线。
建设单位在放线时，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三日内现场核验放线情况。
第六十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照国家、自治区有关规定，对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条件予以核实。
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持有关材料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于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核实决定。对符合规划条件的，核发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合格证。未经核实或者经核实不合格的，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房产管理部门不得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
旧小区改建时，应当将批准地块内规划确定不予保留的建（构）筑物全部拆除后，方可对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条件予以核实。
建设单位应当在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验收资料。
第四章 城乡规划的修改和调整
第六十一条 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每两年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镇人民代表大会和原审批机关提出评估报告并附具体征求意见情况。
第六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组织编制机关方可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修改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
（一） 上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城乡规划发生变更，提出修改规划要求的；
（二） 行政区划调整确需修改规划的；
（三） 因国务院、自治区批准重大建设工程确需修改规划的；
（四） 经评估确需修改规划的；
（五） 城乡规划的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
修改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原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并向原审批机关报告；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报批。
第六十三条 修改苏木乡、嘎查村庄规划的，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报批。
第六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组织编制机关方可按照规定权限和程序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
（一） 因总体规划修改对城镇布局和功能产生重大影响的；
（二） 规划实施中经论证认为确需修改并经原审批机关审查同意的；
（三） 因实施国家、自治区、市重点工程项目涉及公共利益需要修改的；
（四）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报原审批机关批准，备案机关备案。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
第六十五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划条件进行建设。确需调整规划条件的，建设单位应当持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土地使用权属证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现状地形图，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查对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应当自提出调整规划条件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批准，并将依法调整后的规划条件通报同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并依法公示；对不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并书面告知理由。
建设单位应当及时将依法调整后的规划条件报同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十六条 经依法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不得随意调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方可调整：
（一） 因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改导致无法按照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建设的；
（二） 因生态工程保护、地质灾害和其他涉及公共利益原因致使无法按照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建设的；
（三）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确需调整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将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调整原因、调整草案依法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七日；还应当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因调整给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第六十七条 已建成的建筑物、构筑物的规划使用性质不得
擅自调整。需要调整的，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征求发展和改革、国土资源、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意见后，认为可以依法调整的，应当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后作出是否同意调整的决定。对同意调整的，申请人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后，到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办理规划调整手续。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六十八条 市、旗县区人民政府以及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城乡规划编制、审批、实施、修改调整的监督检查。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城乡规划监督检查和信息公开、查询制度，依法公布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核发情况，方便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查阅和监督。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建立日常巡查制度，对城乡规划区内的各类建设活动进行执法检查，及时查处违反城乡规划管理的建设行为。
第六十九条 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发现本区域内违法建设行为时，有权予以制止，同时应当及时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报告，配合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予以处理。
第七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苏木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城乡规划的实施情况，并接受监督。
第七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城乡规划的制定、实施、修改调整和监督检查提出意见和建议，有权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或者控告违反城乡规划的行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健全制度，畅通渠道，认真研究相关意见和建议；接到举报或者控告违反城乡规划行为的，应当自接到举报或者控告之日起十日内组织核查、处理。
第七十二条 市、旗县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对城乡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核查，有权采取以下措施：
（一） 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提供与监督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
（二） 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就监督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并根据需要进入现场进行勘测；
（三） 责令有关单位和人员停止违反有关城乡规划的法律、法规的行为。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履行前款规定的监督检查职责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
第七十三条 市、旗县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将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依法公开，供公众查阅和监督。
第七十四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而有关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不给予行政处罚的，
上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有权责令有关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建议有关人民政府责令其给予行政处罚。
第七十五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违法作出行政许可的，上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其撤销或者直接撤销该行政许可。因撤销行政许可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十六条 对依法应当编制城乡规划而未组织编制，或者未按法定程序编制、审批、修改、调整城乡规划的，依法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有关人民政府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十七条 委托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编制城乡规划的，依法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有关人民政府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十八条 镇人民政府或者市、旗县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以及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上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依据职权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 未依法组织编制城市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旗县区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
（二） 未依法组织编制各类行业专项规划的；
（三） 擅自改变城乡规划确定的铁路、公路、机场、道路、广场、绿地、输配电设施及输电线路走廊、通信设施、广播电视设施、管道设施、河道、水库、水源地、湿地、防汛通道、消防通道、人防工程、垃圾填埋场及焚烧厂、污水处理厂和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的用地以及其他需要依法保护用地的用途的；
（四） 批准在城市主导风向的上风向和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以及城际公路两侧一公里范围内新建、改进、扩建影响大气环境质量和水资源质量的项目的；
（五） 批准在城市已建成和规划确定的绿地、广场、主要道路的地下空间进行商业开发的；
（六） 在城乡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以外做出规划许可的；
（七） 建设规划许可证延期超过一年的；
（八） 低于本条例规定的住宅建筑间距批准建设项目的；
（九） 超越职权或者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核发选址意见书、规划条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苏木乡嘎查村庄建设规划许可证的；
（十） 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核发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苏木乡嘎查村庄建设规划许可证的；
（十一） 未依法对经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予以公布的；
（十二） 同意修改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前未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
（十三） 发现未依法取得规划许可或者违反规划许可的规定在规划区内进行建设的行为，而不予查处或者接到举报后不依法处理的。
第七十九条 市和旗县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 对未依法取得选址意见书的建设项目核发建设项目批准文件的；
（二） 未依法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确定规划条件或者改变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依法确定的规划条件的；
（三） 对未依法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四） 对未取得规划核实合格证的建设工程核发竣工验收备案手续或者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的。
第八十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违反前款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负责查处；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查处。
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能否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认定。
第八十一条 在苏木乡、嘎查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
第八十二条 建设单位未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验收资料的，由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补报；逾期不补报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八十三条 擅自调整已建成建筑物、构筑物的规划使用性质的，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八十四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旗县区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
第八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拒绝、阻挠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六条 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八十七条 2008年行政区划调整后石拐区新增用地以及昆都仑区、青山区、东河区、九原区城市规划区外的规划管理，按照城市规划区内的规划管理的规定执行。
第八十八条 本条例自2010年6月1日起施行。1996年12月颁布实施的《包头市城市规划管理条例》和2007年6月颁布实施的《包头市村镇规划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