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量刑与量刑公正
王 延 安
（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6）
【摘要】电脑量刑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对人脑量刑的失望和对量刑公正的渴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电脑量刑只是一种辅助工具。我们更应该思考人们对其寄予厚望的深层原因，加快法治改革的步伐，切实保障法官权威，努力提高法官素质，真正实现依法治国。
【关键词】电脑 量刑 公正
【Abstract】The advent of“ Measurement of Penalty by Computers”reflects the disappointment to the measurement of penalty by human brains and the eager to justice of the measurement of penalty.But it is only an auxiliary measure.We should take the inside cause of so much hope from the people into account , accellerate the pace of the justice reform, safeguard the dignity of the judges, enhance the capability of the judges,realize the goal to be ruled by law.
【Key words】Computers Measurement of penalty Justice
据2006年8月2日《法制日报》报道，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2006年3月开发研制出了一套电脑量刑法律软件，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同案不同刑的问题。法官在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后，只需将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输入电脑，几秒种后，电脑就会根据储存的法律条文，对被告人做出适当的量刑，量刑结果可以精确到日，从而实现了量刑的数字化精确化。无独有偶。2007年3月，武汉大学法学院赵廷光教授在《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了《论“电脑量刑”的基本原理》，全面论述了其“从1987年开始研究量刑公正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问题，经过16年的艰难探索，饱尝困惑与失败的痛苦，在部分博硕士研究生不同程度的参与下，终于攻克了被称为世界难题的量刑偏差，成功地完成了人工智能软件《辅助量刑系统》的研制，较好地实现了量刑的公正性和透明性，从而使宣告刑具有可预测和重复验证性。”在赵廷光教授的《辅助良性系统》的研制报告中，称之为“解决一个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 电脑量刑的出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既有欢欣鼓舞之声又有质疑讨伐之音。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从不同的声音中辨证地看待电脑量刑这一新生事物，更应该从其背后隐含的深层社会问题进行反思，最终从根源上解决量刑不公问题。
一，不同的声音。
1．赞成的。对于电脑量刑寄予重大期望的人认为其具有以下功能：可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提高审判效率、实现司法公正。例如，“电脑量刑是信息化在司法审判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客观要求。” “就规范化量刑而言，其利主要在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减小量刑上的随意性，防止因个人因素造成的量刑失衡问题。” “从电脑量刑的权力设计来看，法官放弃大多数的自由裁量权，只保留极小的一部分（量刑幅度不超过6个月），把履行公正的义务交给电脑判断，最大可能挤压缩小法官营私的空间。从审判效率来看，可以弥补法官人数法律素质的不足，在目前阶段法律教育尚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正好承担起补充的作用。然而，更为重要的，应是电脑量刑从技术支持上，所赋予审判民主的斑斓色彩。”
2 ．质疑者认为，电脑量刑无助于公正效率之实现和法官素质的提高。例如，有学者认为，“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为适应司法改革对公正和效率的要求而采取的一种措施，但其背后的价值取向却是完全背离了这一要求。” 季卫东教授认为，“假如这样的初级系统软件只被当作审判的辅助性工具，只在有限的范围内用于减轻检索负担以及避免疏漏，那倒也无可厚非。但一旦真要法官们据此形成判决，就难免会遗患无穷。” 也有学者对电脑量刑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了质疑，甚至有学者明确指出：电脑量刑，本身就是违宪！
二、辨证看待电脑量刑。
1．电脑量刑的优点是，它可以缓解目前我国审判实践中由于法官素质整体偏低和外界不当干扰所出现的量刑严重不公的司法现状，满足了社会对司法公正的热切渴望。首先，它有助于避免因法官素质而导致的量刑严重偏差，减少同一案件由不同法官审理出现重大差异的现象，实现我国刑法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其次，电脑量刑可以有限地排除外部力量对司法权的不当干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量刑程序中的暗箱操作,以期解决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人情案、关系案问题。
2．电脑量刑的缺点在于它的机械性有余而适应性不足，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不符合案件裁判的客观规律。研究电脑量刑的初衷是通过细化各种量刑情节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实现量刑的公正。而现实生活的千姿百态和具体案件的形形色色又决定了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必要。首先，法律的规定是有局限的。无论立法者考虑的多么周全，立法技术怎样完善，都不可能制定出完美无缺的法律。其次，语言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例如，“车”这个词，在不同年代、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量刑是人民法院在定罪的基础上，权衡刑事责任的轻重，依法决定对犯罪分子是否判处刑罚或适用某种非刑罚处理方法，判处何种刑种和刑度以及是否现实执行某种刑罚的审判活动。只有法官才是这一审判活动的主体。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法官只有根据职业理性，将具体案件与法律规定联系起来，才能作出适当的判决。同样是故意杀人，杀人动机有仇恨、嫉妒、愤怒、谋财等，杀人情节有一刀致命、连砍几十刀、或者焚尸匿迹等，被害人有生人、熟人、朋友、亲人等，电脑不能代替人脑进行理性思考并基于社会生活经验作出判断。电脑量刑是建立在对法官不信任的基础上，它限制了法官的主观能动性，也剥夺了法官的意志和理性。尽管可能暂时缓解法官整体素质偏低的现实困境，但从长远来看，它只能培养法官的惰性，不利于法官队伍的成长。
三、电脑量刑背后的深层问题。
作为出现在社会转型期并被寄于重大期望的新事物，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不容乐观的司法现状所催生出来的一个特殊产物，反映了社会对于司法改革的强烈渴望。长期以来，刑事审判中的量刑畸轻畸重，殉私枉法，超期羁押，甚至冤假错案，让人们对于法律的公正感到困惑与无奈，也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人民法院的形象。量刑不公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因审判人员素质不能公正，也有因受外界影响不愿或不敢公正。
1．法官素质参差不齐，办案效率低下。“三盲院长”“舞女法官”，“法官打律师”等荒诞现象，也屡屡击中了我国法官素质普遍偏低的软肋。过去我们一直把法院作为专政机关，大量复员转业军人安置进入法院成为法官，其中绝大多数没有受过正规法学教育，只是接受短期培训，难以适应事关剥夺公民人身财产甚至生命的刑事审判工作。在实行法官资格以后，虽有改进，但在中级及以下法院，法官法律素质较低仍是不争的事实，这在偏远的中西部地区尤为严重。据统计，到2002年，我国法官队伍（具有审判职称者）已有21万之巨，堪称世界之最，大约每6000人中便有一名法官，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大约11万人中有1名法官、日本4．3万人中有1名法官相比，我国法官的人数实在太多了。 以人均办案数量来比较，美国法官每年的平均办案大约在300-400左右，几乎每人每天可以审结1个案件。而我国法官人均结案率是21件。 大量低素质法官决定了量刑不公的必然现实，而审判委员会的监督的长期有效性更能验证这一点。
2．司法不公，冤假错案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动摇了人们对法官判决的信心，加深了人们对公正量刑的期盼。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指出：“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因司法裁判不公而引起的大量申诉和上访，既增加了各级人民法院的工作压力，消耗了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又损坏了我国司法机关的形象，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电脑量刑正好以其表面上的公正无私符合人们的美好愿望。
3．法官管理的行政化和司法地方化倾向使法官和法院的审判独立难以保障。在法官管理上，一直沿用与行政机关类似的等级服从制度，法官套用的是行政机关的职称体系，如处级法官，科级法官。同时，法院内部的院长，庭长等对法官处理案件过程享有制度化的干预权力，案件结果要经过领导层层把关。这种等级服从制度违反了司法决策的内在要求，强化了位阶高的法官对其下属法官的影响力，不利于亲自审理案件法官作出独立的判断。在上下级法院之间也出现了下级法院处理具体案件时先向上级请示的情形，使两审制流于形式。地方保护主义是司法地方化的必然恶果，因为地方法院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政府，必然要为当地经济“保驾护航”。正如汉密尔顿所说：“对于人的本性来说，对于人的生存权有控制权，等于对人的意志有控制权。”
四、实现司法公正的根本出路在于司法制度的改革。
1.真正提高法官素质。司法裁量的主体只能是人，是高素质的法官，电脑永远不能代替人脑。正确量刑的前提是准确定罪。如果定罪不准，量刑也就失去了意义。而准确地认定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是否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等需要法官根据案件不同情况，运用法律思维方法得出适当判断。例如，被告人张三因为某老板长期拖欠其工钱不给，就把老板八岁的儿子哄骗到外地。由于平时张某和小孩关系较好，经常给他买东西，小孩很愿意跟着。接着，张三打电话告诉老板要求付给工钱。老板说他的孩子正没人管，也不会给付工钱。后来，干脆电话也换了。张三没办法，只得领着孩子打工。直到有一天，公安人员在工地将其抓获。在本案中，张三行为的定性是正确量刑的前提。公安机关依其构成绑架罪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依其构成非法拘禁罪提起公诉。经合议庭评议，认为张三的行为构成拐骗儿童罪。从表面看，这三种意见都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同的罪名有不同甚至差别很大的法定刑。根据刑法规定：绑架罪的法定刑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最高可处死刑，非法拘禁罪的最低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拐骗儿童罪的法定刑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因此，如果司法人员没有专门的法律职业技能，不能正确判断案件的性质，无论电脑的功能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保证量刑的公正。至于像佘祥林等的冤假错案，就算电脑把刑期精确到了天数，也无法保证法律的公正。在当今的中国，提高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远比改进电脑量刑系统软件技术更为紧迫。
2 .要逐步实现法官职业化，树立法官权威。人们选择法律作为社会控制和实现正义的工具，体现了对文明和进步的不懈追求。但是，“徒法不能自行。”法官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一位德国法学家所说：“法官是法律由精神王国进入现实王国控制社会生活关系的大门。••••••法律凭借于法官而降临尘世。” 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的眼里，身穿猩红色法袍，头戴卷曲假发的法官代表了法律的权威，令人不无敬畏。由于我国历史上长期实行由行政长官兼理审判事务，法官管理的行政化模式，致使我国的法官缺乏必要的权威，甚至沦为地方党政机关的 附庸。许多当事人对法官的判决的公正性缺乏必要的信赖，这也是颇具中国特色“执行难”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树立法官权威是否与我们提倡的反对人治实行法治相矛盾呢？我国学者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法治国中法官权威是一种制度化权威，是法官个人人格的制度化，而不同于个人的权威。在法治社会中，法官权威不是指法官个人的权威，而是指作为职业的权威。法官权威的基础是法官的独立。因为相对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是权力最弱的一个。“在分权政府中，行政部门不仅具有荣誉、地位的分配权，而且执掌社会的武力。立法机关不仅掌握财权，而且制定公民权利义务的准则。••••••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司法部门为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与其它两者不可比拟。司法部门绝对无从反对其它两个部门，故应要求使它能以自保，免受其它两方面的侵犯。” 尽管我国没有实行三权分立，但是西方长期的法治化历史经验和成熟的法治制度却值得我们借鉴。如果法官受制于政党或政府，听命于上司或上级，没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就不能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适当的判决。这样的判决也得不到当事人的信任和社会的认可，即使判决实际上并没有错误。无数经验表明，在不独立的情况下，法官的不当裁判极容易发生。因此，西方发达国家非常强调法官的独立地位 ，不但确立了法官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独立地位，而且建立了包括不被随意免职、高薪等身份保障制度。德国一学者曾对法官独立的内容列举了八项：第一，独立于国家和社会间之各种势力；第二，独立于上级机关；第三，独立于政府；第四，独立于议会；第五，独立于政党；第六，独立于新闻；第七，独立于国民之声望；第八，独立于自我、偏见及激情。 在当前的中国，影响法官独立的因素主要包括人大、政府、法院内部和党委的干预 。如何通过司法制度改革，建立职业化的法官队伍，正确理顺法官与法院内部和外部的关系，确保法官意志不变成长官意志、法律不沦为权力的工具，从而真正树立法律的权威，依法治国的目标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有保障。
结语：电脑量刑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对当前人民法院在刑事判决中量刑不公问题的强烈不满，从对人脑量刑的失望转向电脑量刑公正的无限期待。电脑量刑尽管具有一定的优点，但是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我们应该看到背后的根本问题并认真思考解决它的有效办法，切不可本末倒置，认为电脑可以代替人脑 、量刑软件的开发研制可以比司法制度的改革更紧迫更能保证法律的公正。
参考文献
1 孙笑侠等著：《法律人之治——法律职业的中国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2张文显、信春鹰、孙谦主编：《司法改革报告——法律职业共同体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赵廷光 ：《论“电脑量刑”的基本原理》，载于〈〈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４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２６７次会议通过）
法释〔2003〕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４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２６７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起施行。
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为正确、及时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相关法律，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本解释所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下统称为出卖人）将尚未建成或者已竣工的房屋向社会销售并转移房屋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第二条 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
第三条 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应当视为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四条 出卖人通过认购、订购、预订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受定金作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担保的，如果因当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按照法律关于定金的规定处理；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能订立的，出卖人应当将定金返还买受人。
第五条 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
第六条 当事人以商品房预售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当事人约定以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商品房预售合同生效条件的，从其约定，但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除外。
第七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
被拆迁人请求解除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按照本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处理。
第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无法取得房屋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一）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该房屋抵押给第三人；
（二）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
第九条 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一）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二）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
（三）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
第十条 买受人以出卖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另行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将房屋交付使用，导致其无法取得房屋为由，请求确认出卖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应予支持。
第十一条 对房屋的转移占有，视为房屋的交付使用，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房屋毁损、灭失的风险，在交付使用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使用后由买受人承担；买受人接到出卖人的书面交房通知，无正当理由拒绝接收的，房屋毁损、灭失的风险自书面交房通知确定的交付使用之日起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二条 因房屋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不能交付使用，或者房屋交付使用后，房屋主体结构质量经核验确属不合格，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
第十三条 因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
交付使用的房屋存在质量问题，在保修期内，出卖人应当承担修复责任；出卖人拒绝修复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拖延修复的，买受人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修复。修复费用及修复期间造成的其他损失由出卖人承担。
第十四条 出卖人交付使用的房屋套内建筑面积或者建筑面积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面积不符，合同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以下原则处理：
（一）面积误差比绝对值在３％以内（含３％），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据实结算，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的，不予支持；
（二）面积误差比绝对值超出３％，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的，应予支持。买受人同意继续履行合同，房屋实际面积大于合同约定面积的，面积误差比在３％以内（含３％）部分的房价款由买受人按照约定的价格补足，面积误差比超出３％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承担，所有权归买受人；房屋实际面积小于合同约定面积的，面积误差比在３％以内（含３％）部分的房价款及利息由出卖人返还买受人，面积误差比超过３％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双倍返还买受人。
第十五条 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经催告后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请求解除合同的，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
第十六条 当事人以约定的违约金过高为由请求减少的，应当以违约金超过造成的损失３０％为标准适当减少；当事人以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为由请求增加的，应当以违约造成的损失确定违约金数额。
第十七条 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数额或者损失赔偿额计算方法，违约金数额或者损失赔偿额可以参照以下标准确定：
逾期付款的，按照未付购房款总额，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
逾期交付使用房屋的，按照逾期交付使用房屋期间有关主管部门公布或者有资格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定的同地段同类房屋租金标准确定。
第十八条 由于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在下列期限届满未能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除当事人有特殊约定外，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一）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期限；
（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尚未建成房屋的，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日起９０日；
（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已竣工房屋的，自合同订立之日起９０日。
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或者损失数额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已付购房款总额，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
第十九条 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或者《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期限届满后超过一年，由于出卖人的原因，导致买受人无法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
第二十条 出卖人与包销人订立商品房包销合同，约定出卖人将其开发建设的房屋交由包销人以出卖人的名义销售的，包销期满未销售的房屋，由包销人按照合同约定的包销价格购买，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 出卖人自行销售已经约定由包销人包销的房屋，包销人请求出卖人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二条 对于买受人因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出卖人发生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包销人参加诉讼；出卖人、包销人和买受人对各自的权利义务有明确约定的，按照约定的内容确定各方的诉讼地位。
第二十三条 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以担保贷款方式付款、因当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并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未能订立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并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款本金及其利息或者定金返还买受人。
第二十四条 因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应予支持。
第二十五条 以担保贷款为付款方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一方请求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或者撤销、解除合同的，如果担保权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出诉讼请求，应当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纠纷合并审理；未提出诉讼请求的，仅处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担保权人就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纠纷另行起诉的，可以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合并审理。
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担保权人和买受人。
第二十六条 买受人未按照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约定偿还贷款，亦未与担保权人办理商品房抵押登记手续，担保权人起诉买受人，请求处分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买受人合同权利的，应当通知出卖人参加诉讼；担保权人同时起诉出卖人时，如果出卖人为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提供保证的，应当列为共同被告。
第二十七条 买受人未按照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约定偿还贷款，但是已经取得房屋权属证书并与担保权人办理了商品房抵押登记手续，抵押权人请求买受人偿还贷款或者就抵押的房屋优先受偿的，不应当追加出卖人为当事人，但出卖人提供保证的除外。
第二十八条 本解释自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后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生的纠纷案件，本解释公布施行后尚在一审、二审阶段的，适用本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后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生的纠纷案件，在本解释公布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发生的商品房买卖行为，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