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贯彻《矿产储量登记统计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意见
地矿部
关于贯彻《矿产储量登记统计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意见
1995年9月25日，地矿部
前言
《矿产储量登记统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于1995年1月3日以地质矿产部令形式发布施行。这是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细则的重要步骤，是积极推进地矿行政职能到位的重要标志，也是加强矿产资源管理工作的重要举措。为全面做好《办法》的贯彻实施工作，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实施的目的意义
矿产资源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建国后，为解决我国经济建设所需的矿产资源，经过长期的地质勘查工作，到1993年底，我国发现矿产168种，具有探明储量的矿产151种，其中燃料矿产4种，金属矿产56种，非金融矿产87种，水气矿产4种。据评估，目前我国矿产储量潜在总值居世界前三位，有20多种矿产在世界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建国以来，矿产储量统计逐步形成了较完整的统计渠道和统计体系，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地勘业和矿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地质勘查方面，勘查项目的资金来源多渠道，合资、合作及外资项目不断增加；在矿山方面，集体矿山企业、私营矿山企业及个体采矿得到了迅速发展，目前已达27万多个，成为我国矿业发展的一支生力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投资环境的不断完善，境外来华投资项目不断增加，使勘查探明、开采占用和建设压覆矿产储量的现象复杂化。在这一新形势下，50年代初建立起来的矿产储量统计管理体系不能完全涵盖当前各种不同性质的地质勘查单位、矿山企业和压覆矿产储量的建设单位，使矿产储量统计管理工作难度越来越大，虚报、漏报、甚至不报矿产储量的现象越来越严重，造成国家矿产资源“家底”不清，使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益受
到侵害。为了维护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树立矿产资源国家所有的观念，保护地勘单位、矿山企业和地面工程项目建设单位的合法权益，加强矿产储量动态管理，促进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完善矿产储量的登记统计管理体系，逐步建立矿产资源实物帐户、价值帐户，保证矿产储量统计数据的完整性和权威性，贯彻实施《办法》具有重要意义。
二、实施的方法步骤
贯彻实施《办法》，是地矿部进行矿产资源管理重要职责之一，各级地矿行政管理机构要将该《办法》的实施，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执法工作来抓。部决定从今年起，按《办法》的要求，全面开展各类矿产储量的登记工作，先从基础较好、条件较具备的国有矿山企业占用矿产储量登记工作开始，逐步向地勘单位、乡镇矿山企业、个体采矿以及压覆矿产储量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推进的办法，拟用三至五年时间，将目前已经探明、占用、压覆的矿产储量履行登记法律程序，从而摸清矿产资源“家底”，为将来国家进行资源性资产管理打下扎实的基础。
（一）1995年要求基本完成中央和省属国有矿山企业占用矿产储量的登记工作。这部分矿山企业具有较完整的地质资料和矿山地测机构，对储量动态管理积累有一定的经验，首先完成这类国有矿山企业占用矿产储量登记工作，还可以取得许多实践经验，为开展下步工作打下基础。
这部分储量是国有资源的主体，一定要抓好抓实。此项登记工作量主要集中在省级，要求各地矿厅（局）做好具体工作安排。
（二）1996年完成市（州、地）、县（市）所属的地方国有矿山企业占用矿产储量的登记工作。这类矿山地质资料比较全，多数已纳入矿产储量表，矿山企业又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和正规的生产系统，进行储量登记工作具有一定的基础。这类矿山的矿产储量登记工作量主要集中在市（州、地）级地矿局，要求各市（州、地）地矿局要提前做好准备和安排。
（三）1997—1998年用两年时间基本完成集体矿山企业、私营矿山企业、个体采矿占用矿产储量的登记工作。这类矿山企业占用矿产储量登记工作难度较大，主要是这类矿山无地质资料，即使有地质资料也是比较简单的，需要投入工作量较多；其次是矿山无地测人员和技术人员从事矿产储量计算和统计工作；第三是矿山生产规模不稳定，具有明显的“机动性”，而且数量大，不易掌握。但他们生产占用的是国家矿产资源。对这类矿产资源的统计，过去基本上处于空白，因此有必要下大气力抓好这类矿山企业的储量登记工作。先用1995—1996两年时间做准备，调查摸底，掌握这类矿山企业的特点，然后再利用两年时间进行占用矿产储量登记工作。这类矿山企业占用矿产储量登记工作量主要集中在县（市）级地矿主管部门，要求县（市）级地矿主管部门要做好前期准备和调研工作，为1997—1998年完成这类矿山企业的矿产储量登记工作打下扎实基础。
（四）探明储量的登记工作，要求在1995—1996年全部完成。这主要涉及以前已经探明而未上矿产储量表的矿产储量，特别是近几年的地勘体制改革过程中所探明而未上表的储量。要求各省级地矿厅（局）要抓好这项登记工作，多做调查，多到有关工业部门了解情况。凡是已经具有探明储量，而且已被储量审批机构审批的供矿山建设设计使用的探明矿产储量，或有关主管部门审批（核）的其它探明矿产储量，都要按《办法》规定进行储量登记。不履行登记手续的，不能进行矿产资源规划分配，采矿登记管理机关不受理其采矿申请。
（五）从1990年起，对全国已登记的矿产储量开始着手建立数据库，通过矿产储量登记统计，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实物帐户和价值帐户。具体建库工作、软件开发，由全国矿产储量登记统计管理机关统一部署。
三、实施的措施与要求
（一）各地矿厅（局）要认真学习和宣传贯彻《办法》，明确意义，提高依法行政意识，主动开拓，加强领导，做好统筹安排，把贯彻实施《办法》的工作纳入管理机关重要工作日程，做到组织、人员、经费落实。
（二）进行矿产储量登记统计是一项执法工作。各级矿产储量登记统计管理机关要树立依法行政的观念，严肃认真，敢于执法，加大执法力度，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按有关条文及条文说明准确把握操作程序，依法抓好矿产储量登记统计工作。
（三）加强协作，密切配合，提高工作质量。矿产储量登记统计工作，是以地勘单位、矿山企业填报的数据为基础的，是与有关主管部门协作分不开的。经过几十年统计工作的实践证明，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储量登记统计工作是难以按时完成任务的。因此，要求各级矿产储量登记统计管理机关，要加强与有关主管部门联系，要多到他们那里了解情况，取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共同协作，密切配合，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这是保证《办法》实施工作顺利完成的重要条件。
（四）抓好试点和培训工作，提高各级矿产储量登记统计管理机关业务人员素质。矿产储量登记统计管理工作，是一项业务性、技术性很强的行政管理工作，各省（区、市）首先要做好市（州、地）和县（市）这两级管理人员的业务技术骨干培训，使他们尽快掌握矿产储量登记、统计、审核的业务技术和操作程序，尽快建设成一支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登记统计队伍。各省（区、市）可在本省（区、市）内，先找一个资源比较丰富、机构较健全的地区级地矿主管部门进行矿产储量登记统计试点工作，探索登记统计操作程序，以点带面，为逐步推进全省（区、市）矿产储量登记统计工作，按照全国部署全面完成任务积累经验。
（五）部要作好统筹安排，尽快起草《办法》的条文说明，制定探明、占用、压覆矿产储量有关登记表及填表说明，发各省（区、市）地矿厅（局）在登记统计工作中参照执行。
部将及时掌握各省（区、市）的登记统计工作进度和存在的问题，及时总结经验，对实施中的具体操作方法和业务技术问题，按照《办法》及其条文说明精神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找出其处理办法来。
（六）各省（区、市）地矿厅（局）要做好本省（区、市）登记统计工作部署和安排，并于今年底前将计划和安排上报部。贯彻实施工作中有何问题，请及时与全国矿产储量登记统计管理机关联系。
体育行业规则与刑法的冲突
张旭科 刘刚
（中国矿业大学法学系 江苏徐州 221008）
[主要内容]：鉴于对体育行业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和现实性，笔者对体育行业规则与刑法的冲突做了粗浅的研究：认为行业规则没有对抗法律的效力，同时那些代表了人类正义与理性的部分要及时的转化为法律，避免人类理性与法律的冲突。就我国来说，这种冲突主要在于竞技活动中的对抗性伤害与故意伤害罪的冲突以及体育行业内部处罚与刑法有关规定的冲突。
[关 键 词[：法律的效力 业务正当行为 阻却违法事由 社会相当性
引 言
2002年10月，中国足协对2001年甲B五家足球俱乐部进行了处罚，籍此为导火线，掀起了揭发黑哨的风暴，同时，对于司法介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激烈讨论。体育行业规则与法律的冲突成为一个焦点问题。然而，无论是阎掌门的拍胸保证还是有关领导的个别指示，都没有抵挡的住司法的最终介入。在中国以法治国的社会大气候中，这也是必然的可以说中国体育界的腐败问题已经严重的阻碍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这些现象已经严重的破坏了社会公平和文明，可以说无法用道德，用一般的社会规范去调整和制约了，法律尤其是刑法理所当然的应加以规范和调整，法律工作者也绝不能袖手旁观！为此，笔者就体育行业规则与刑法的冲突做以论述
一 刑法的效力和地位高于体育行业规则
刑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和通过的基本法律，其效力仅次于宪法。刑法的效力范围包括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我国对刑法有关空间效力的规定，采取以属地原则为基础，兼采其他原则的方法。“即凡是在本国领域内犯罪的，不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适用本国刑法”[1]由此看见，不论何种领域，哪个地区，只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触犯了刑法，就要受到刑法的惩罚。体育行业竞赛当然也不例外。体育行业规则是在体育竞技活动中形成的由各体育协会共同约定的行为准则。它不能成为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而是处于自然状态的体育竞技行为准则。关于制定法和自然法的效力，可以所自从法律产生的那一刹那便开始了争论。古罗马政治家和思想家西塞罗全面的论述了自然法，他认为自然法是普遍存在的一种至高无上的法则，它是一种真正的法律，代表着人类正确的理性，因此。它是永恒不变的。人类的法律应该符合这种代表人类真正理性的永恒不变的自然法。[2]
然而，自然法不论是怎样符合人类理性都是难以与近代民主政治体制相结合的，因为以法治为目标的来确定国家法律秩序必须要树立一种权威。而自然法不是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如果自然法不能成为制度体系中可以操作的规则，那么它检验制定法就缺乏可资参照的规范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实现自然法的转换，同过转换将自然法中的正义和理性转化为国家机关的法律规则，并将这种法律规则推到根本法的地位。也就是说体育行业规则中代表人类正义与理性的东西应及时的转化为正式的可操作的法律制度。[3]
2001年末，体育界的各种丑闻终于被抖出来了 ，严峻的形式使得司法介入摆上了议程，虽然最终司法介入成为了现实。但是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仍然在继续。普遍认为刑事司法介入尚存在争议之处。笔者认为刑事司法介入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困难。
（一）体育市场参与者的身份是否符合犯罪主体。
（二）体育规则容忍甚至赞许了许多在社会生活中属于违法的行为。
（三）我国刑法未对有关事项做出全面的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求体育规则正式立法，另一方面刑事立法要充分注意到这方面的规束。
二 体育行业规则与刑法的具体冲突
体育竞技事业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即竞技比赛的对抗性和竞技比赛规则的专业性，长期以来，形成了独立与法律的竞技规则和裁判规则，而我国无论是1979年刑法还是1997年刑法都没有对竞技活动中的特殊行为加以规定，对体育竞技活动中的严重违规行为也没有做出专门的惩罚性规定，不可避免的造成了二者之间的法律冲突。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竞技活动中对抗性伤害与故意伤害罪
竞技体育分为技巧性比赛和对抗性比赛。不论是哪种体育项目都是向人类的生理极限挑战，都带有极大的风险性：技巧性比赛的风险主要是在于追求高，难，险的优美动作的同时会出现人身意外；对抗性比赛的风险主要在于双方的激烈对抗之中，因为身体的猛烈撞击，力量的激烈对抗，往往会使运动员受到伤害以至残废或死亡。
在这种竞技比赛中的伤害是为体育规则所允许的，如果是由于犯规所造成的，一般课以赛场犯规处罚，对于特别严重的犯规，也只是罚款，停止比赛，最严重也仅有终身禁赛的处罚。而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是刑法主要任务之一。所谓公民的人身权利是指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人格权、名誉权等。体育比赛中的犯规行为乃至某些正常行为明显的威胁到了运动员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按照刑法的规定，其主要构成了刑法上的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重伤罪和过失致人杀人罪。以上三罪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从客观方面来讲，故意伤害罪表现为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体育比赛中的犯规虽然为体育竞技规则所允许，却没有为任何法律所允许，因此是违法行为。过失致人死亡和过失致人重伤则表现为行为人的作为或不作为直接造成了他人重伤或死亡。从犯罪主体来看，只要是年满14周岁的人即可成为这三罪的主体。从主观方面来看，故意伤害罪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伤害结果的发生。过失致人重伤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表现为过于自信或疏忽大意。在对抗性竞技比赛中，如拳击、足球比赛中运动员对自己的行为是否会个他人造成伤害是心知肚明的，而拳击运动员更是希望给对方造成最大可能的伤害。因此，具备了犯罪的故意或过失。
根据我国的刑法理论，犯罪构成要件具备，即可认为构成犯罪。但是体育竞技比赛中的这种人身伤害是发展体育比赛事业所必须承受的。如果对这些行为一概以犯罪或违法论处，将不利于提高体育水平，发展体育事业。
其实这一矛盾可以用“排除社会危害性的正当行为”论 来解决。“所谓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是指外表上似乎符合某种犯罪构成，实质上不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行为。”[1]正当行为是刑法领域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国刑法理论一般将其称为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外国刑法中将其称为阻却违法事由或合法辩护事由。
此种规定可以说自古有之。古罗马法《十二铜表法》规定：“如果夜间盗被杀，则杀死应认为是合法的。”[2]《周乱-秋官-朝士》称：“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3]
关于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的观点有若干种，社会相当性说是刑法理论中的通说。所谓社会相当性，指在社会生活中，历史所形成的社会伦理秩序所允许的行为。
该说从动态的观点出发，将违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加以考察，认为违法的标准不是单纯的看法益是否受到侵害，如果一切侵害社会法益的行为都要作为违法加以禁止，社会生活就停止不前了。为了使社会生活发挥正常的机能，对于那些从动态、绝对的观点来看是社会正常行为，即使从静态、绝对的观点来看是侵害了法益，也不能认为是违法，只有超越了社会相当性的行为才是违法的。[1]
由此，可以将体育竞技行为做为业务正当行为，即根据行为人所从事的合法业务的要求所实施的行为。然而，我国的刑法没有明确的规定正当业务行为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正当行为。而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典中都规定了业务正当行为是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在英美法系中，业务正当行为也是合法辩护事由的一种。这很值得我们去借鉴。
（二）体育行业内部处罚与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妨害公务罪
对于体育竞技比赛中出现的违规、舞弊、及其他“黑哨”现象，按照体育行业常规，往往是课以禁赛及降级等处罚，而鲜有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即使是中国足协的阎掌门也如莽汉般的拍胸保证：吹黑哨的裁判只要交出赃物并作出检讨即可免受司法部门的处罚了。例如，中国足协《章程》第87条规定“1、中国足球协会各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及其成员，应保证不得将他们与中国足球协会、其他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及其成员的争议提交法院，而只能向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提出申诉。”“2、诉讼委员会在《诉讼委员会工作条例》规定的范围内，做出的最终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3、诉讼委员会作出的工作范围之外的裁决，可以向中国足球协会常务委员会申诉，常委会的裁决是最终裁决。”此种规定，显然是排除了司法的介入。
而根据新刑法的第402条的规定 ：“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形式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两高”发布的有关确定罪名的司法解释，刑法发条确定的罪名为“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本罪在主观构成上应当处于故意，并且具有“徇私”的动机。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察案件标准的规定（试行）》规定：徇私是指“殉私情、私利”。体育行业中构成了犯罪的行为而不需移交法院解决，从其本质上来将，就是为体育内部人员的私利而性私情，个别人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就更是徇私的表现了。本罪的客观构成上需要具备三个要件：第一、实施了舞弊的行为。包括“隐瞒情况、伪造材料、能虚作假”。该移交司法部门的案件不移交，本质上就是一种隐瞒情况的违法行为。第二、实施了不移交的违法执法行为。第三、“不移交”的违法执法行为所涉及的行为对象，必须是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根据我国体育法的有关规定，体育行业管理部门属于国家行政机关，其从业人员因而属于行政执法人员，可以构成本罪的犯罪主体。而且其传统做法，可以说正是触犯了本罪。
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或履行职责行为。在我国足球赛场上球员、教练、俱乐部工作人员动辄辱骂、追打、威胁裁判的行为时有发生，且在国际足球赛场上都屡有发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对于这些行为，过去只有罚款、停止比赛，最重的也仅有终生禁赛的处罚。但是没有司法的介入，这些处罚并没有起到杜绝这类现象发生的作用。基于裁判员是国家公务员的立论，其在比赛场上执行裁判职责的行为，是受足协指派代表足协依法履行职责，理应属于公务行为。对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其履行职责，且后果严重的行为，以妨碍公务罪论处，既是对公共秩序的维护，也是对裁判人员的保护。
以法治国，那么对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能放松，法律该管的就要管,法制不完善的要尽早的完善，不能因为一小撮人的利益而阻隔了法治的进程!对于体育这一行业，体育管理部门也不要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管理者，以法治国的今天,对体育市场的管理，如同司法机关对计算机领域,期货，证券市场，知识产权领域的介入和管理，不可能例外。
参考资料：
[1] 中国律师 2001年第2期 47-49页
[2] 《正当行为论》 王政勋著 法律出版社 2002年6月版
[1] 高铭喧《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2] 《宪法至上-法治之本》朱福恶著，法律出版社 2002年5月版
[3] 《正当行为论》 王政勋著 法律出版社 2002年6月版
[1] 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1版
[2]《外国法制史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3] 高铭喧《中国刑法词典》学林出版社 1988版
[1] 高铭喧《中国刑法词典》学林出版社 198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