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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西藏自治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

西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07〕6号


　　《西藏自治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已由西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07年5月31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7年6月6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积极推进平安西藏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西藏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部队、其他组织和公民，均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必须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和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实行地方和系统相结合，以地方为主的属地管理体制，贯彻谁主管、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

　　第四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齐抓共管，运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依法打击与防范分裂主义势力的渗透和破坏，遏制与减少其他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向公民进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社会主义道德、文化、法制教育，加强对宗教活动和宗教场所的管理以及对流动人口治安管理，排查调处矛盾纠纷，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和青少年的违法犯罪的预防，进行学校及其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和铁路护路联防等工作，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第五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由各级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实施。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加强领导，从人力、财力、物力上加大保障力度。

　　第六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按行政区域、部门、单位建立责任范围，实行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层层签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书，建立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长效工作机制。



　　第二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及其职责

　　第七条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委员会由有关部门负责人员组成。

　　县以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配备专职人员，负责日常工作。

　　乡镇（街道）由一名负责人分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根据工作需要，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工作机构，配备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日常工作。

　　社区、村（居）民委员会由一名副主任负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配备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日常工作。

　　第八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健全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例会制度、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联络员制度、情况信息报告制度；

　　（三）部署本地区或本部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四）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五）指导、协调、推动本地区或本部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

　　（六）检查、考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执行情况，提出奖惩建议；

　　（七）开展调查研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

　　（八）办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其他事项。



　　第三章社会责任

　　第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各部门、单位应建立健全齐抓共管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工作机制，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任务分解为若干具体目标，制定易于执行的措施，建立严格的检查考核和评比奖惩制度。

　　第十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村（居）民委员会、寺庙民主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和规定职责，依法加强对宗教活动和宗教场所的管理，增强宗教职业人员的法制观念。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破坏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干预行政、司法、教育和经济建设。

　　切实加强边境管理，依法打击非法出入境活动。由当地人民政府牵头牞建立军队、公安边防、地方联防共治和定期联系协调机制牞开展边境地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建立健全边境地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第十一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根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任务、要求，贯彻执行上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工作部署，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遵纪守法意识，结合自身业务工作，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切实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第十二条公安机关应当提高刑事侦查能力，依法打击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及时查处治安案件；严格社会治安管理，加强对重点人员、重点行业、重点物品、重点场所、重点时段的治安管理和防范工作，推动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检查指导基层和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及群防群治工作；加强对被管制、缓刑、监外执行、假释、保外就医、剥夺政治权利等人员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做好流动人口治安管理服务工作；防范、查禁和打击各种社会丑恶现象；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反恐怖工作，预防和妥善处置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牷加强消防和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枪支弹药、管制刀具、易燃易爆、剧毒、放射等违禁物品的生产、销售的管理以及查堵工作。

　　第十三条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时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对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监外执行等严格履行法律监督；加强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控告举报、刑事申诉、刑事赔偿等检察工作；加强对民事、行政审判和侦查工作的监督；加强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依法提出检察建议，促进和加强有关单位治安防范工作。

　　第十四条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刑事审判工作，依法惩处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加强未成年人犯罪的审判、教育、感化、挽救工作；依法审理民事、行政、国家赔偿案件，做好执行工作，妥善处理纠纷；依法进一步加强减刑、假释的审理工作；结合办案提出司法建议，促进有关单位加强管理，消除治安隐患。

　　第十五条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制定普法规划和计划，依法加强对法制宣传教育的督导、协调工作；加强人民调解管理工作和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业务指导，防止矛盾激化；加强监狱和劳动教养场所的管理，做好对服刑、劳动教养人员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提高改造、教养质量；配合有关部门、单位，共同做好对刑满释放人员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帮教和就业或者再就业工作，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第十六条国家安全机关应当依法查处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和人民防线建设，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防范和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

　　第十七条人事、监察部门应当检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落实情况与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晋职晋级和奖惩挂钩；参与对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影响的重大恶性案件和事故的调查，落实重大问题领导责任查究制度；做好人事争议的调整和仲裁工作。

　　第十八条财政部门应当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对财会人员的教育培训；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所需经费。

　　第十九条旅游部门应当加强旅游设施、旅游场所和导游、旅游人员的管理，会同有关部门查处危害公共安全、破坏治安秩序等违法犯罪活动，建立健全旅游投诉受理机制。

　　第二十条民政部门应当加强基层政权和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加强对社区建设工作的督促和指导，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纳入社区建设内容；做好调处行政区域界线争议和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

　　第二十一条交通、铁路、民航等部门应当维护公路、铁路、航路、港口码头、车站、机场的运输秩序和治安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运输事故；积极配合有关部门，预防恐怖事件的发生；防范公共交通场所和运输途中的抢劫、抢夺、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

　　第二十二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企业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监督，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

　　第二十三条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税务、物价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切实加强对工商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服务和监督管理工作，依法查处经济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第二十四条建设部门应当将公共场所、公益建筑物的安全防范设施、司法机关派出机构办公场所和基层治安管理设施建设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并监督实施；加强对工程施工人员的治安管理，做好房屋建筑与市政工程的质量监督。

　　第二十五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加强劳动力市场管理，开展职业培训和市场就业工作，依法落实社会保障各项措施，加大对辖区内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力度，做好劳动争议的调解和仲裁工作，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六条农牧业、林业、水利、国土资源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配合有关部门依法做好土地、草原、山林、水利、水面、虫草资源、矿产资源、林下资源等权属争议和纠纷的调解处理工作，防止矛盾激化。

　　第二十七条教育部门应当加强校风校纪建设，教育师生员工遵纪守法；加强学生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组织、指导学生的校外活动；严格控制中小学生辍学、失学，预防和减少学生违法犯罪；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校园及其周边地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第二十八条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通讯等部门应当依法加强文化及相关市场管理，协助有关部门加强对互联网、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网吧以及娱乐场所的管理；采取多种形式进行道德、法制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宣传教育；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制作、播放、出版和销售反动、暴力、恐怖、淫秽、迷信、邪教等有害读物、有害电子信息和音像制品的行为，依法查处娱乐场所各类违规经营和违法犯罪活动；依法打击盗版侵权行为，维护知识产权。

　　第二十九条卫生、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妥善调处医疗纠纷，依法取缔非法行医；加强对毒麻药品、放射源的管理，查禁有毒有害食品、假冒伪劣药品和医疗卫生器具。

　　第三十条民族宗教事务管理等部门应当宣传国家和自治区民族、宗教法规和政策，依法加强寺庙教育工作；管理民族、宗教事务，教育广大僧尼爱国爱教；严格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会同有关部门及时疏导和调处民族宗教纷争。

　　第三十一条各级信访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建立健全责任制，及时妥善处理信访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对重大上访事件，应及时上报上级有关部门，防止矛盾激化、越级上访。

　　第三十二条金融管理部门应当指导、推动各金融机构的安全防范工作，监督金融单位严格内部管理；会同公安机关监督、检查、指导金融机构营业场所、金库、运钞车安全防护设施的配置建设；协助司法机关依法查处金融案件。

　　第三十三条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应当对职工、青少年、妇女加强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引导其正确处理工作、学习、恋爱、婚姻、家庭等方面的问题和纠纷，健全维权工作机制。

　　第三十四条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武警应广泛开展和地方共建文明单位活动，做好与地方有关部门的联系、联防工作；会同地方共同做好军事设施的保护工作和军（警）民纠纷的调处。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当严密组织经常性内卫执勤工作，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确保重要目标安全和重大临时勤务的完成；加强战备工作，及时稳妥地处置突发事件；积极配合公安部门进行治安防范工作，打击各种违法犯罪。

　　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和各级人民武装部门应当组织部队、民兵和预备役人员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第三十五条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宣传、贯彻执行法律、法规和本条例；协助公安机关开展治安联防、查处案件、管理暂住人口；协助有关部门对依法剥夺政治权利、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的人员进行管理和帮教；进行防火、防盗和安全知识教育，提高群众自防、自治能力；排查调解民事纠纷；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社会治安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监督执行村（居）民会议制定的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办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六条建立和完善城镇街道居民或农牧民同其所在地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共同参加的协助公安部门维护社会治安的群防群治组织。

　　群防群治组织应当严格按照各自职责，协助有关专门机关开展治安防范和治安治理，防范和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维护当地的社会治安秩序。

　　第三十七条家庭成员应当树立家庭美德，遵守社会公德，妥善处理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父母应当与社会、学校共同加强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和道德、法制教育。

　　第三十八条公民应自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加强自身和家庭的安全防范，勇于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第四章经费保障和社会保障

　　第三十九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建设所需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投入。

　　群防群治组织所需经费，由当地财政拨款补贴。

　　单位内部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费，由本单位承担。第四十条自治区设立见义勇为奖励基金，奖励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公民。

　　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的来源、管理、使用等具体事项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四十一条公民为维护社会治安、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牺牲的，依照《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规定，报请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并根据有关规定对其家属予以抚恤；不符合烈士条件的，比照因公牺牲的规定予以抚恤。享受抚恤后，有权依法向侵害人追偿。

　　第四十二条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误工的，视同出勤；致伤致残的，由民政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定伤残等级，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生活补助费等，由公民所在单位按有关工伤的法律法规规定处理；没有工作单位的，由民政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伤残抚恤。享受抚恤后，有权依法向侵害人追偿。

　　对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做出突出贡献的、致残尚有劳动能力的人员，以及牺牲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员的配偶、父母、子女需要就业、就学的，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和教育部门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置其就业、就学。

　　第四十三条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致伤的，医疗单位必须无条件及时抢救和治疗；医疗费按本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办理。

　　第四十四条公民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其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公安部门和有关单位应采取措施予以保护。



　　第五章考核与奖惩

　　第四十五条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和个人，每年由各级人民政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或有关主管部门、所在单位给予表彰、奖励；有突出贡献的，由县级以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推荐，报请有关机关批准，给予记功、奖励或授予荣誉称号：

　　（一）在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反分裂斗争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二）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成绩显著的；

　　（三）在执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活动和宗教场所的管理以及在宗教职业人员法制教育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四）检举、揭发违法犯罪行为，或者见义勇为、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事迹突出的；

　　（五）积极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正确调处民事纠纷，避免矛盾激化有突出业绩的；

　　（六）在治安防范、法制教育、社会帮教等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

　　（七）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献计献策，经有关主管部门采纳实施后取得显著社会效益的；

　　（八）单位主要领导人和治安责任人尽职尽责，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做出优异成绩的；

　　（九）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第四十六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村（居）民委员会必须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目标同评先授奖挂钩，同责任人的政治荣誉、政绩考核和经济利益挂钩，建立健全奖惩制度。

　　第四十七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实行一票否决权制。需要否决的，由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提出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可以提出一票否决建议；违反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不落实，造成本地区或本单位治安秩序严重混乱的；

　　（二）对本辖区不安定因素或内部矛盾纠纷不及时调处化解、处置不力，以致发生严重影响社会治安或社会稳定重大问题的；

　　（三）因主管领导、治安责任人工作不负责任，发生特大案件或恶性事故，造成严重损失或恶劣影响的；

　　（四）对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违法犯罪案件，放任、隐瞒不报或纵容、包庇违法犯罪活动的；

　　（五）阻扰、抗拒检查监督的；

　　（六）因管理不善、防范措施不落实，发生刑事案件、治安灾害事故或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使国家、集体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又不认真查处、改进工作的；

　　（七）存在发生治安问题或影响稳定的重大隐患，经上级主管部门、有关部门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提出警告、督查通知书、司法建议、检察建议，限期改进，而无有效改进措施和明显效果的；

　　（八）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和弄虚作假的；

　　（九）对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或其他法律文书的依法执行事项支持、配合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十）其他需要予以否决的情形。

　　第四十九条行使一票否决权，应制定决定书，并送交被否决单位或个人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对否决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否决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否决决定的上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诉。受理申诉的机构应在一个月内进行复查，作出是否变更否决决定的决定，并答复要求复查的单位或个人。复查期间否决决定暂不执行。



　　第六章附则

　　第五十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2年5月9日颁布施行的《西藏自治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同时废止。


　　内容提要: “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不仅能彻底解决不当得利识别困扰，而且还体现了不当得利制度的独特功能及其在整个民法体系中独立但“谦逊”的地位，故为当前大陆法系不当得利冲突立法之主流。我国新近施行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7条并未真正采纳“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而以“原因关系冲突规则主义”代之，这在冲突法层面和实体法层面都是值得检讨与反思的。对该法第47条中的“意思自治”和“发生地”作适当的解释，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缺憾。


在涉外民商事交往活动中，很多行为和事件都可能诱发财产的不合理流动，从而构成涉外不当得利事件。例如，在备用信用证关系中，如果在开证人未违约的情形下，开证行根据受益人的要求向其支付了备用信用证项下款项，则开证人可以选择追究开证行违约责任，也可以基于不当得利向受益人主张债权。而相当一部分的不当得利，与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相竞合，例如国际货物贸易合同自始无效情形下的预付款返还、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损害赔偿等。如果在不当得利、合同与侵权之中选择不同诉因，导致不同准据法的适用，进而导致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作出不同判决，这显然是非常不理想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不当得利冲突规则的研究意义，已经溢出了不当得利本身，涉及到整个债权冲突规则的系统性与完整性。

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无疑是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里程碑。该法第47条规定了涉外不当得利之债的冲突规则，填补了这一领域长久以来的立法空白。该条“不当得利、无因管理，适用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发生地法律”之规定，较200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九编第55条“不当得利，适用不当得利发生地法律”之草稿，有了非常显著的改进。[1]立法大槌虽已落下，然笔者仍不揣冒昧，来回巡视于实务和学理之间，拟从该法第47条在具体适用中的逻辑困扰入手，对该条文作一吹毛求疵的学术批判，并就司法解释层面的补缺方式提出一孔之见，为不当得利冲突规则更趋完美而贡献浅见。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A国自然人甲和B国乙公司在B国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其中约定“C国法为合同准据法，支配双方之间基于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之后，乙按照约定，在B国将货款汇款到了甲在B国某银行账户。后查明，依据C国法，甲乙之间的合同自始无效，并产生自始欠缺目的之非债清偿的不当得利。另查明，甲乙在自己国家之外并无“经常居所地”；根据B国法，甲乙之间的合同有效。案例二：E国自然人丙和D国丁公司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其中约定“C国法为合同准据法，支配双方之间基于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之后，丁支付了货款。后查明，丙依其属人法E国法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而其法定代理人又拒绝追认丙丁之间的合同。但C国法对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较E国法宽松。按照C国法的规定，丙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案例一中，如果认为甲乙仅就合同约定了准据法，而非就不当得利约定准据法，且这两者应当严格加以区分的话，那么，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7条之规定，不当得利的准据法应为“发生地法律”即B国法。然而，根据B国法，甲乙之间的合同有效，不构成不当得利。这就产生了准据法适用的自我矛盾，即合同准据法认为合同无效，产生不当得利，而不当得利准据法又认为合同有效，不构成不当得利。

在合同之债和不当得利之债发生竞合的情况下，如果合同和不当得利适用不同的准据法，就有可能产生上述逻辑困扰。究其原因，乃是不当得利与合同、侵权等法律事实之间在产生渊源方面的因果关系所致。这在实体法层面体现为“责任竞合”现象，即“肯定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独立性，认为不当得利请求权原则上得与其他请求权竞合并存，由当事人选择行使之”[2]；而在冲突法层面，这首先会导致“识别困扰”，即以不同的法律作为识别依据，会得出不同的识别结论。由于不当得利和作为原因关系的合同、侵权通常有着不同的冲突规则，所以，“识别困扰”可能进一步导致对同一事实适用不同准据法，进而作出不同的判决，甚至像案例一中那样出现“循环式”的自我矛盾。

如果我们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7条第1款做扩大解释[3]，使双方约定的合同准据法适用于合同无效产生的不当得利，是否足以克服上述逻辑困扰呢？在案例二中，我们将C国法作为不当得利准据法，却还是发现，根据C国法，丙丁之间合同关系有效，不构成不当得利。可见，即便是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7条第1款做扩大解释，也不能彻底克服不当得利“识别困扰”及其导致的准据法适用时“循环式”自我矛盾。

二、“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必要性与合理性之探析

要解决上述逻辑困扰，统一不当得利的识别标准并非良策。一方面，它缺乏可行性，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不当得利在各国法上规定的不一致，有其法制史的渊源与技术上之困难，目前要在实体法或国际私法上，建立各国均可接受的统一或独立的不当得利概念尚无可能”[4]；另一方面，它也不足以解决“识别困扰”所导致的准据法适用时“循环式”自我矛盾：即便统一以法院地法作为识别的依据，将案件无论识别为合同之债，还是不当得利之债，上述逻辑困扰仍然存在。

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找一条兼容的冲突规则以适用于竞合状态。[5]而这条兼容的冲突规则，既要以不当得利制度在民法体系中的独立性为前提，又不能损害不当得利与合同、侵权等原因关系的内在逻辑关联。如果以这两点作为标准，“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无疑是非常理想的选择。除此之外，在不当得利冲突法领域，“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可称得上“大陆法系式”的最密切联系原则，这亦是“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被广泛采纳的主要原因。

（一）识别困扰的解决：“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在冲突法层面的必要性分析

对于上文提到的识别困扰，英美法系采用的灵活开放系属公式，对于任何事实问题都不需要经过识别，而直接适用统一的冲突规则：即寻找与案件有最密切、最真实联系的法律。于是，法院跳过了识别这个步骤，从而彻底摆脱不当得利的识别困扰。[6]但是，英美法系的做法“矫枉过正，依然无法摆脱其不明确、似是而非，甚至互相矛盾的弱点。换言之，弹性选法方法虽然有效地避开硬性冲突规则，及其所必经的定性程序所造成的法律选择之僵化现象，但无论重心说、适当之法说或最重要牵连关系说，显然至今都仍然是很模糊而不确定的概念。”[7]在英美法系的冲突规则中，各连接因素的重要性因案而异，准据法选择标准又过于抽象，留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往往缺乏外在约束，这与大陆法系法律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基于上述原因，在不当得利冲突规则领域，大陆法系学者最终没有改采英美法系的最密切联系原则，而是直接将不当得利的准据法指向原因法律关系，即形成“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与英美法系的“弹性选法方法”即“最密切联系原则”一样，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妥善地解决了“识别困扰”[8]及其所导致的准据法适用时“循环式”自我矛盾。[9]

（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体现：冲突立法趋势角度的科学性考察

受萨维尼“法律关系本座说”的影响，传统冲突规范一般只选择代表连结对象“本座”的一个连结点。但由于个案案情纷繁复杂，传统冲突规范在选择连结点时放弃诸多而只择其一的呆板做法，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僵固机械的烙印。因此，当代国际私法学界引发了软化传统冲突规范的趋势，采用“最密切联系”等灵活开放的系属公式，就是其中一个软化处理的途径。[10]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冲突立法的趋势，它不仅仅只是“贯穿整体冲突法的根本性的法律选择方法……更应是一项指导法律选择的基本原则”。[11]

如前所述，笼统地规定涉外不当得利之债适用与之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并非解决上述识别困扰的理想方案。而另一方面，“不当得利关系，各种各样，未必单纯一律”[12]，依其产生原因之不同，大体可分为两类，即“给付不当得利”与“非给付不当得利”，前者又可以再分为自始欠缺目的（如错债清偿）、目的不达（如预期条件不成就）、目的消灭（如解除条件成就）三种不当得利的具体类型，后者可分为侵害他人权益、支出费用偿还和求偿三种不当得利具体类型。[13]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不当得利类型，要在传统冲突规范的模式内，寻找能充分体现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连结点作为回应，并非易事。

“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所倡导的准据法选择过程，是以考量发生“原因”这个核心要素为基础的，所以，它消化了传统冲突规范在遵循最密切联系原则时所承受的张力。换言之，“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可称得上不当得利冲突法领域中的最密切联系原则：若不当得利系当事人之间先前存在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之结果，那么，不当得利与该原因关系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逻辑关联，而从法律层面看，支配该原因关系效力的法律，又是产生不当得利的法律原因，故其较之其他准据法，与不当得利之间具有更加密切的联系。[14]不难发现，较之其他冲突立法，“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更能体现、也更接近于最密切联系原则。

（三）不当得利制度的定位考量：“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合理性的实体法解读

民法是国际私法的基础，因而实体法上不当得利的价值、定位及制度体系，会对冲突规则的内容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之所以成为当前大陆法系冲突立法的主流，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它体现了不当得利制度的独特功能与价值、及其在整个民法体系中的独立但“谦逊”之定位。

首先，实体法上的“不当得利制度旨在规范私法上无法律原因的财产变动”[15]，而原因要素的不正当性（或者说“欠缺法律上的原因”）是产生返还请求权的基础[16]，这也是不当得利的核心要素。“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着眼于“原因”这个核心要素，将实体法上不当得利制度的独特功能与价值体现于整个准据法的选择过程，故而与实体法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关联。

其次，“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还体现了实体法上不当得利制度独立但“谦逊”之定位。民法上不当得利之债产生于“无法律上的原因”[17]，而非笼统的某个概括的理由。在实体法上的这个“非统一说”[18]的基础上，学者认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不仅不是法律实现具体个案之正义或衡平之万灵丹，也无意以后起之秀之态势，掠取其他更源远流长之制度之适用范围；而是定位在比较‘谦逊’之角色，补充其他规范之不足；承认其仅从事其他制度本身以外之损益调整，则自可将因债权之法律关系而生之部分，划归其他选法规则之适用范围。”[19]采用原因关系准据法，使产生于某一特定法律关系的不当得利，适用支配原因关系效力的准据法，解决了责任竞合时的法律适用问题，不仅不会削弱不当得利制度在民法体系中的独立性，反而是对其独立性和补充性地位的充分尊重和良好表达。[20]

综上，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以不当得利制度在民法体系中的独立性为前提，且无损于不当得利与合同、侵权等原因关系的内在逻辑关联，在体现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前提下，妥善解决了不当得利“识别困扰”及其所导致的准据法适用时“循环式”自我矛盾。因此，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目前已经成为大陆法系的主流学说[21]，并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冲突立法所吸收[22]。

需要附带一提的是，不当得利在我国民法体系中系“独立”法定之债，这就要求有“独立”的不当得利冲突规则与之匹配。从形式上而言，“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虽然将不当得利法律冲突“转致”原因关系准据法，但其仍然具备冲突规则的基本要素，不失其形式上的独立性；而从实质内容而言，“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系基于对实体法上不当得利制度的细致考量，而为之“度身定做”的冲突规则，既非抄袭冲突法的其他领域，亦难为其他领域所仿效。因此，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来看，“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都算作与实体法上不当得利之独立性相匹配的、“独立”且“特征化”的冲突规则。[23]

三、《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7条“原因关系冲突规则主义”之本质与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