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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警察执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翟伟


[ 内容摘要 ] 当前，在警察执法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如不履行法定职责，违反程序办案，滥用职权，粗暴执法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其主要原因是：执法指导思想不正确，警察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公安体制的弊端及公安法规的不统一，不规范。解决的方法有:树立“人性化，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加强并提高警察队伍的整体素质，推进公安体制改革，建设规范的公安法规体系等。
[ 关键词 ] 警察 警察执法 法治 体制改革
随着法治社会构建的一步步深入，对执法环节的关注也日渐增多，执法过程的好坏是法制建设的体现，执法水平的高低，质量的好坏，凸现了我国法治的建设程度及文明程度。警察是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专门力量，又是执法的主体之一，警察执法是现阶段我国执法的重要内容。现阶段的警察执法，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距离法治的目标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存在较多问题，如滥用职权，粗暴执法等，这些问题是制约我国法制建设的瓶颈，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我国法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 当前警察执法存在的问题
（一）执法理念，指导思想错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步伐也不断加快，然而在部分警察身上，一些不合时宜的传统执法观念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特别是法治意识和人权保障意识没有很好确立，在执法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存在，具体表现在：1 不重视理论学习及“以人为本，人性化”执法理念的培养，表现在现实中，理论修养不深，法律知识匮乏，执法方式简单，粗暴，接待群众缺乏耐心等。2 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法定职责，《人民警察法》第六条规定了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十四项法定职责，在现实中一些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没有很好的履行这些职责，这在当前一些基层公安机关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首先是不及时处理群众的报警，不及时立案及调查，其次是对群众保护人身，财产权利的求助，不理不睬或拒绝履行，再就是对公民依法申领证件，执照，故意刁难，无故拖延等。比如办理伤害案件，一些派出所接到报案后，不管案件大小，先叫治保会或协警处理，而这些人无专业警察素质，往往延误时机，最终导致加害人逃避制裁，受害人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
（二）违反法定程序办案
1 执法主体不合法：在基层派出所，协警，保安参与办案，制作笔录，有的派出所，甚至让见习生参与办案，笔者暑期在派出所见习时，就“有幸”单独进行讯问并制作笔录。2 违反地域管辖，部门管辖规定执法办案，如派出所跨辖区查赌，抓嫖，派出所上路查处交通违章行为等3 违反程序办案，在基层派出所，先调查后立案，先处罚后裁决等执法现象大量存在，当场处罚不出示证件，处罚决定书不及时送达等问题也时有发生4 超越职权审批，如派出所所长审批刑事案件。
（三）滥用职权
1.滥用罚没权：表现最明显的就是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同类案件违法情节相似，罚款数额却相差悬殊，原因在于当事人态度的好坏或有无重要“关系”。其次是乱罚款现象大量存在，在办理赌博、卖淫嫖娼等案件中，以罚代刑、以罚代教的现象还很多。2.滥用强制性措施：首先适用强制性措施的随意性大。比如对嫌疑对象的强制传唤，超过24小时还进行非法关押。其次随意扣押处置涉案财物，如不按规定审批登记后就扣押，久不处置等。
（四）粗暴执法的存在
1.办案中的变相体罚，刑询逼供仍然存在。2.对待来访群众不耐烦，不愿意接待。如派出所民警对某个屡次上访的群众“讨厌”之至，以致于该人每次来派出所都没有民警接待。3.处理治安纠纷案件，多采用强制手段，不重视引导及思想教育。这种现象是导致警民关系不和谐的主要原因。笔者粗略统计，大部分公民对警察粗暴的形象不满，希望有所改善。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制不完备，不适应，法规不统一等客观原因，又有部分民警综合素质不高，执法观念保守、落后等主观原因，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正确的执法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政治不断发展，但一部分警察并没有树立相应的执法理念，指导思想，最根本的表现是指导思想偏差，执法观念不适应，１．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人性化意识，没有很好确立、表现为执法手段的简单、粗暴，以及违悖法治精神，前期吵的沸沸扬扬的“杜宝良违法现象”中执法部门就违背了人性化的执法理念，使执法本应有的教育、警示及制裁三种功能，只剩下了制裁的功能。达不到警示教育的目的，显然违背了法治精神，也造成了公安机关相当尴尬的局面。2.缺乏法制理念与执法为民的理念，以　言代法，以权代法，唯长官意志和权力执法，这是目前执法中最大的问题，也是产生一系列执法问题的根源。
（二）警察整体素质不高，队伍不规范
有一调查统计表明，目前我国警察队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总数的52.3％，这较之上世纪90年代的3.9％，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调查结果又表明，57.3％的高学历警察，多在办公室，在基层的很少，目前我国警察的整体素质状况令人担忧。1.部分民警缺乏应有的法律业务知识，导致业务不精，对新形势下执法办案的要求不了解，导致粗暴执法，违法办案，比如这几年，从地方和部队转业军人中录用的新民警，只进行了短期的培训，没有系统地学习法律业务知识，不能适应岗位执法的要求，2．一些民警职业道德水平不高，缺乏应有的工作责任心，一方面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严重，比如对没有经济利益的案件能推则推，而对有经济利益的案件的案件则争着办理，借办案之机，吃拿卡要，有的甚至索贿受贿、贪赃枉法，笔者在基层实习时就发现，对打架纠纷等治安案件，民警互相推诿，不愿办理，而很多民警却忙于办理抓嫖、抓赌案件，个中缘由，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抓嫖抓赌案件油水“多”，而打架、吵架等纠纷案件则既“浪费”时间，又无油水可捞。
（三）公安管理体制存在弊端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现行的公安管理体制弊端日益显现，人事管理体制、财政保障体制，执法监督体制都不能适应当前的执法活动，表现在：1.人事管理体制不适应，目前，公安机关列入地有政府机构编制序列，实行公务员人事管理；地方组织人事部门的制约，内部人事管理，缺乏自主权，2.财政保障机制不适应，现行公安办案经费重要靠财政拔款，这取决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财政状况及有关领导的重视程度，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公安经费，难以达到基本保障，资料显示，发展中国家维护治安的经费占财政收入的9．9％，我国仅占2.8％，是少数低经费国家之一。因而产生某些“创收”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如警察与妓女联手罚款创收，以罚代刑，以钱代罚等，并且经费过低，严重影响了警察执法能力和质量的提高，在执法过程中发生的某些徇私枉法、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渎职违法等直接、间接侵犯人权的行为，与之有密切关系，3.执法监督体制不力，（1）监督与被监督意识薄弱，表现在：一方面将权力与监督对立起来，另一方面主要是对执法监督畏难，部分民警认为监督就是干扰办案，监督就是故意找茬，对监督持抵触心理。（2）有关监督的制度不健全。《人民警察法》第六章专门对执法监督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规定，但太过原则，《公安机关督察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太过原则、僵化，没有考虑到变化的现实。（3）监督的视野不够宽敞，只强调了内部监督，而外部监督往往流于形式，群众监督渠道不畅。
（四）公安法规的不统一，不完善
这主要表现为立法滞后、法律法规不完善，我国现行法律不完备，尤其是相关行政处罚方面没有统一的程序法，多而是分散于各实体法律法规中，如公安机关常用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刚颁布尚未实施行的《治安处罚法》同《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不配套，常发生矛盾，互相抵触，如对卖淫嫖娼的处罚规定中就出现罚则相同，量罚尺度不同，这些给民警执法带来了困难。其次法律还存在“空白地带”，比如对取得证据的法律程序方面，我国刑诉法没有禁止以非法取得的证据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在法律上为警察以刑讯逼供取证留下了漏洞，虽然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判决案件时，不得采取非法取得的证据为证据，但这对于警察的行为并没有直接的强制性约束力，因为警察属于行政机关而非司法机关，此外，我国对刑讯逼供的法律规定又太过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导致了在现阶段警察执法办案时，存在大量的刑讯逼供现象。
三、解决问题的途径
（一）树立以人为本，人性化的执法理念
1.确立良好的法治意识，人权保障意识，在改革不断深入的情况下，要使民警执法的思想和理念跟得上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步伐，就必须确立良好的法治意识和人权保障意识，首先是在处理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上，摒弃以往根深蒂固的权力至上思想，改变部分民警习惯按领导意志办事的陋习，重视法律的要求，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切实从保障人权、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出发来执法，杜绝取权合法，以权代法的现象，其次是对执法的认识程度上，要认识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才是执法的最终目的，那些漠视公民权利，认为只要是打击犯罪，就可以不顾违法嫌疑人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稳定大局，侵犯一些人的权利也在所难免的想法和行为都是错误的，要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执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公安执法工作的最高标准。
2.建设和谐的警民关系，牢记执法为民，人民群众是公安执法工作的基础，而人民警察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是公安工作的基础，和谐的警民关系对于公安工作的开展具重要意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要求，和谐的警工关系，要求人民警察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群众，警民间形成一种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的良性的互动，有利于执法工作的改善。
（二）加强教育培训，全面提高警察素质
1.应通过修改国家公务员条例和有关警察人事管理的法律、法规的内容，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警察的考试、录用、培训、考核、奖惩等管理制度，使我国警察的包括文化水平道德素养，法律知识，人权知识等在内的整体素质及以明显提高。
2.突出警察法律业务素质的培养提高，这是确保公安执法质量的核心问题，也是目前影响执法质量的主要问题，提高警察的法律，业务素质，关键是加强民警对执法相关法律的学习及对业务知识的熟练掌握，中央政法委刚出台了规范警察执法行为专项整改活动及开展培训考核工作的意见，意见规定：对重点岗位的执法警察要定期考核，以作为评定警察执法资格的重要依据，培训考核的重要内容是警察工作的基本法律，执法程序和工作规范，培训考核不合格的，取消执法资格，调离执法岗位，笔者认为此举甚好，一方面提高了执法民警的业务素质，另一方面从心理上使执法民警重视法律业务素质的提高。从而有行于民警整体素质的提高。
（三）建立规范统一的警察法规体系
要使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把各项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全国纳入法制化轨道，公安立法就要从实际出发，遵循立法之规定，并贯彻公开公正，便民利民的原则，统一规范，这样对执法工作的开展进行亦有现实意义。1.从实际出发，进一步完善从刑诉法到警察办案具体规定的各项程序，严格规范警察及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切实防止警察滥用职权，侵犯人权。
2.对不同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法规间有冲突，不协调的条款进行修改，进一步明晰职责权限。
3.统一公安机关处罚方面的法律，新出台的《治安处罚法》还存在很多问题，与《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还存在矛盾规定，多头执法等规定，应进一步统一相关规定，以明确其职责，节约警力，并“减负”于民。
（四）推进警察体制改革
1.首先是建立：条块结合，以条为主，特殊情况下公安内部垂直领导的领导管理体制，撤消重复建设的公安派出机构，整合统一，将组织人事业务统一领导，最大限度的发挥公安机关整体作战效能，减少其他地方部门的干扰，减少非警务活动，比如，依据地方（辖区）治安状况设立公安派出所，而不是“一刀切”，原则性的凡地方都要设立派出所，确立能够合并的就要整合，依据实际情况建立警署，既有利于节约警力，又有利于改善县级公安机关经费保障。其次建立符合公安职业特点的人民警察职务序列，在国家公务员序列中单列出来，同时优化重新整合警力资源，最大限度地将警力沉列到一线，实行小机关，大基层，切实解决头重脚轻、机关化严重的问题及职能交叉，人浮于事问题，警力的配置，从实际出发。
2.改变由地方政府提供维护治安经费的机制
（1）逐步提高维护治安经费，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2）改由中央统一从国家财政中拨款，充分保证警察维护治安所需的经费和设备。
3.深化执法责任制，加强执法过程监督，提高执法质量，强化执法监督，要做到个延伸，遵循“广泛监督、深入现场、内外联支、超前控制”的原则：实现监督工作的主动性、前瞻性、深层性。（1）由事处置向事前预防延伸，一方面加强监督部门的信息保障，加强信息交流、协作，建立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另一方面随警察执法的过程，同步监督，随程控制。（2）监督工作由监督执法查纠向服务保障延伸，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督机关要反馈信息，辅助决策，二是保护执法，加强执法者的心理疏导，这样做，一方面加强了监督工作的力度，另一方面又使监督工作由被动到主动，既改变了监督工作的被动局面，又有利于执法决策的完善。


警察执法的改善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对公安体制的改革也需不断推进、完善和巩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们建设法治和谐社会的宏大目标。

[参考文献]

[1]李林． “中国警察的组织与权力”，《人权与司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三月第一版。
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对重大误解做出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59条第一项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也规定：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但明显可以看出，这些规定过于笼统、宽泛。对此，理论界对重大误解制度存在众多分歧，并且，在法律适用的实践中，重大误解的适用往往也并不稳定。本文将通过重大误解的含义、构成、法律适用的角度分析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现状，并寻求重大误解制度的修正与突破之路。

　　一、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现状

　　（一）我国民法中“重大误解”的含义王泽鉴有云：“私法自治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而法律行为是达成私法自治之手段。法律行为之基本要义在于表意人得依其意思表示而发生一定私法上之效果。”然而重大误解则是不完全、有瑕疵的意思表示，其法律效果不必然。因此，推究重大误解制度其实质是为了救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瑕疵。

　　厘清重大误解的实质与含义，是研究重大误解制度的逻辑基础和前提。所谓“误解”是指意思表示受领人因自身的原因，而错误的认识了表意人的意思表示。所谓“重大”指误解的程度足以使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变化、显著失衡或者使合同的目的落空。当事人是基于错误才做出那样的意思表示，不是由于错误，不会做出那样的意思表示。误解之“重大”是民法对误解者利益实施法律保护的限制性条件。所以，重大误解的含义可以定义为行为人在作出意思表示时，对其所为行为的性质或效果存在认识上的显著缺陷，导致法律行为的后果与其所为法律行为的目的相违背，或者利益受到损失，且行为人的错误认识非是因自己或他人的故意、重大过失所造成。

　　（二）我国民法中重大误解的构成重大误解的成立除了具备“误解”和“重大”的含义之外，同时还必须满足下列构成要件：第一，重大误解与合同成立的条件存在因果关系；第二，重大误解的主体是民事行为的当事人，可以是一方当事人也可以是双方当事人；第三，重大误解双方当事人的主观态度也必须不是故意或重大过失（国内外学术界争议较大，因此，笔者将在下文进行详述）；第四，当事人不愿意承担误解的风险，这里采推定的标准。

　　至于当事人的主观状态，多数学者认为误解是由一方当事人或者双方当事人一般意义上的过失（不包括重大过失）导致的，不存在故意的欺骗或者故意不告知的情形。笔者认为，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也可以无任何过失，之所以产生重大误解是基于第三人的过失或故意。比如这样一个案例：一名大学生到餐馆用餐，被精美的菜单所吸引，遂将其偷走。

　　1.误解人的主观态度关于误解人的主观态度，首先，学术界一致肯定误解人对行为的性质、内容存在错误的认识。但误解人产生此种错误的认识是否存在过失，学术界不乏争议。王利明教授认为“如果表意人在订约时故意保留其真实的意志，或者明知自己已对合同产生误解而仍然与对方订立合同，均表明表意人希望追求其意思表示所产生的效果。”笔者表示赞同，因为此种情况意思表示实属真实，是不能按照重大误解来处理的。因此，重大误解的产生，首先排除了当事人故意的主观态度。也有的学者认为“误解一般是因受害方当事人自己的过失产生的，这类合同发生误解的原因多是当事人缺乏必要的知识、技能、信息或经验而造成”。还有的学者认为当事人必须不存在过失才能构成重大误解（台湾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但是实践中，重大误解的产生往往都是基于当事人的疏忽等过失造成的，如果重大误解的要求必须不存在过失，重大误解制度的目的与意义则难以实现。因此，虽然这种观点对于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具有重大意义，仍然不可取。

　　因此，笔者认为，重大误解的误解人主观态度应当是，误解人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疏忽大意也即一般过失，而不应是主动追求或希望这种误解的发生，对于误解结果的发生，误解人不应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因为，从重大误解制度的意图和效果上看，成立重大误解将允许误解人撤销其基于误解而为的行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重大误解制度一方面是民法追求与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意思真实的体现；但另一方面，这将对交易安全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保护带来挑战。因此，必然要寻求此诸种利益在冲突下的平衡。所以，对于当事人的主观故意和重大过失而言，当事人的一般过失或者轻过失则可以成为要求变更或者撤销合同的理由，但并非免责理由，误解人仍然要因一般过失或者轻过失对相对方因合同撤销、变更而受到的损失承担责任。

　　2.相对人的主观态度对于重大误解是否能够成立的问题，除了误解人的主观态度，相对人的主观态度也需要考虑，不容忽视。相对人也必须不存在主观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使误解人产生误解，才能成立重大误解。否则，是不能构成重大误解的，而应适用欺诈等其他规则。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包括作为的主观态度和不作为的主观态度，作为的主观态度是指故意错误陈述或者在重大过失的情况下错误的陈述；不作为的主观态度主要表现为沉默欺诈，不履行告知义务。相对人无过失或者轻过失的，不影响重大误解的成立。

　　（三）重大误解在我国现行法中的适用现状我国有关重大误解的相关规定主要规定在《民法通则》第59条、《民通意见》第71条和《合同法》54、55、58条之中，其法律后果是可变更可撤销。例如，旅客甲误食了宾馆内的有偿食物，成立重大误解，适用民法通则或者合同法的规定，旅客甲与宾馆关于食用该有偿食物的合同为可撤销可变更，撤消后，甲按照不当得利返还旅馆的食物市场价格即可。但是，这些条文对重大误解的含义、构成等的规定均十分粗陋。无法为重大误解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提供稳定、有力的支撑。此外，重大误解往往与其他相似制度规定在同一条文中，因此常常造成适用上的混淆。

　　二、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修正

　　（一）我国重大误解制度存在的问题首先，《民法通则》对重大误解的相关立法并没有将表意人的主观状况纳入考虑的范围，缺失了法律应有的价值判断。

　　其次，《民法通则》对错误表示的规定欠缺规范，内容不全面不严谨。《民法通则》的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不能攘括错误表示的所有情形和全部内容。从内涵与外延上说，错误表示与误解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错误包含误解，误解仅是错误的一种形式，仅指意思表示的当事人之间对对方的意思表示产生了错误理解的情形，而错误还包括当事人的内心效果意思与其表示行为的客观实意不一致且当事人并不明知的各种情形。此外，我国《民法通则》中的对误解内容的规定也十分狭窄，仅限于对行为内容产生的重大误解，当然，虽然有司法解释将误解的内容扩大解释包括对行为性质的误解、对对方当事人的误解、对标的物品种质量规格的误解等的重大误解。但实践中存在的表示错误和《德国民法典》中的传达错误却因不能解释为“误解”而未能受到法律调整，从而成为立法上的一个盲点。

　　最后，我国民事法律对重大误解制度下无效或者撤销法律行为采取过错责任规则原则，也即是有过错才承担责任，因此如果当事人一方没有过失，则相对方的信赖损失将无法通过重大误解得到赔偿，并且，这也是对交易安全的巨大挑战。

　　（二）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修正1.明确当事人的主观态度在规制重大误解行为的成立及后果时，同时也需要考虑误解方的利益保护和交易安全的保障。如果相对方是善意的，其基于对表意方的信赖而发生的合理成本支出与利益期待，其利益与交易安全则不得不进行考虑。同时民事行为以意思自治为核心，当事人对于自己的意思表示也应当要求其承担疏忽或者无知的不利后果。总之，法律应当在规定重大误解的成立及效力时，应全面权衡各种价值，全面考虑表意人与相对人的主观态度，以寻求双方当事人利益以及交易安全价值的最佳平衡。

　　从比较法的角度考虑，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法国并没有规定表意人在行使撤销权时其主观过错问题，但是台湾和日本的民法典却规定了表意人的主观态度：台湾地区民法典要求表意人无过失，日本民法典要求表意人无重大过失。这种由单纯维护表意人意思自由到构建意思自治与交易安全平衡的立法理念的转变，反应了时代的需要。故我国可采取明确立法规定，限定表意人行使撤销时的主观态度为无过失或轻过失。

　　2.明确重大误解的内涵外延，完善重大误解构成的形态我国重大误解只相当于大陆法系意思表示错误中的内容错误，对于表达错误、传达错误等，并没有包括在内。以致在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于解释的过程中产生分歧与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对重大误解的内涵、外延予以明确，完善重大误解的构成形态。以满足重大误解制度理论和实践上的完善。

　　3.相对人的信赖损害赔偿在重大误解的可撤销、可变更效果下，对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必不可少，我国台湾民法以及德国民法均规定了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不仅注重民法的精神保障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还保障交易安全。而我国民法虽然规定了合同撤销下对表意人的过错的相关赔偿问题，但其实际上混淆了缔约过失损害赔偿和信赖利益损害赔偿。对于当事人无过失情况下的撤销，相对人信赖利益和交易安全难以得到保护。故此，我国应完善错误信赖保护制度，明确无过失表意人的赔偿责任，将其单独成文，加强对交易相对人的保护。

　　北安市法院 王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