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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居购买农房 居所如何保障

“北坞”七旬老人遭遇“宋庄”同案不同判

【导读提示】
善良的法律是以维护人的基本生存为最低标准，任何人不得在自己的过错当中获得利益，这是古老的经典法言，也是人们最朴素的正义观念，我们只所以需要法官和法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法官们明辨是非，确立人们行为的对错，使正当行为受到鼓励和肯定，使有过错的行为人提高警惕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过错行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即使行为人承担了其过错行为带来的法律责任，他由于过错行为获得的利益也应该被剥夺或返还给因此受损失的人。
现代社会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法律对人们行为的要求越来越高，有过错者应当承担责任，有时候即使无过错也难免其咎，也可能承担出于公平原则而应承担的责任，弥补他人损失，以此体现社会正义与公平，人们也会以同样的眼光判断法官所作裁决的对与错，法官在裁案时，必须确立法律上各主体的自由平等，并且对过错行为承担责任，法律绝对不允许一些人通过自己的过错行为获得利益或谋取好处，否则就是鼓励过错行为，如果不通过法律方式剥夺过错行为获得的利益，实际上就是变相纵容，引发社会混乱。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个案例，埃默尔在纽约用毒药杀害了自己的祖父，只所以这样，是因为他知道祖父在遗嘱中给他留了一大笔遗产，如果祖父改变遗嘱，他将一无所得，由于当时法律规定，埃默尔的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是被判监禁，为了大笔遗产，他宁愿铤而走险进监狱，为此，法院最终引用任何人不得从其过错行为中获利的原则剥夺了埃默尔的继承权。
呈现在眼前的案件，显然没有确立这样的原则，导致诸如农村卖房人多年前转让房产，见有利可图时又反悔协议，利用法律监管空缺谋取利益，可以说这是社会诚信低下、各种腐败现象难以根治的原因之一，因此，及时将这一原则贯彻到我国的立法、司法、执法各个环节当中，对当前法治建设意义重大。
最高人民法院及北京高院确立的利益衡平原则，是处理此类案件的基本思路，但在实际贯彻中，需要审判人员全面掌握，把法律变成鲜活的调解社会矛盾的标尺，避免类似事件重演。
一、基本情况及案件性质--------争夺拆迁利益惹官司：
1994年6月16日，海淀王某某与刘某某订立一份《房屋调剂协议》，王某某及其父亲共同将位于海淀北坞村自有房产卖与刘家人居住，时价77000元。房款结清后，王家人将此房交予刘家，2004年8月份刘国出资五十万翻建了此房。
2008年政府主导四季青推进村镇改造建设，王家出于利益驱动，诉求确认房屋卖买协议无效，法院审理后判决协议无效。法院庭审判决前，村委会同刘家人订立了腾退补偿协议，刘家因此得到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六十万元，另根据腾退协议获得两处楼房。
出卖方提起的关于房屋调剂协议效力案件当中，未经刘家起诉或反诉补偿的情况下，法院作出超越诉讼请求的判决；出卖人第二集启动的腾退补偿协议效力案件中，法院未能确认实际住房人的奖励及周转费条款有效；关于村委会诉求退还补偿款案件中，经刘家拒理力争，法院驳回了村委会的诉讼请求。
截止目前，刘家无房居住，租房已经花尽了补偿，刘家要求执行最先判决的七十万损失款，但法院执行中抵顶村委会补偿后只付八万元，老刘未认可这样的执行措施。刘家与王家经历的四次诉讼及村委会介入诉讼，致刘家失去基本居住条件，又面临补偿无望的境地。
二、原审法院审裁结论-------有违诚信过错人反获暴利：
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刘家不具备购买农村房屋的主体资格，故双方订立的购房合同违反了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因买卖行为而取得的财产应相互返还，因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距今多年，现房屋价格显著增长，如按原购房价返还，显失公平，法院按照双方过错程度、评估数额，依法判定返还数额，综上所述，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项、第五十八条规定，判决协议无效，双方返还。
三、当事人上诉及答辩---------公民的房产谁作主：
刘家不服判决，以该判决对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评估价过低、应当赔偿房屋现值及购房款为由，提出上诉，要求撤销原审判决。
四、终审法院裁判情况---------有错为何难纠偏：
二审法院认为，宅基地使用权转让，适用国家土地管理法及国家相关规定，两家订立的协议涉及宅基地转让，刘家系居民户口，该协议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一审判决协议无效并无不当，判决王家给付刘家赔偿款七十二万元并无不当，刘家要求王家赔偿数额过高，本院对过高部分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村委会趁虚提起诉讼--------屋漏又遭连阴雨：
2011年北坞村委会介入诉讼，向法院主张由刘某退还腾房偿补费，法院审理后认为，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拆价补偿，依据生效判决，王家与刘家签订的房屋调剂协议无效，刘某与村委会订立的腾退协议无效，刘家依腾退协议获得的补偿中，其中各项补偿、补助、奖励费34万元，从其补偿、补助、奖励内容看，是针对房屋的实际腾退人，虽然刘家与案外人的房屋买卖协议被确认无效，但其系拆迁房屋时房屋的实际居住人，并积要配合新农村建设，将房屋交由颐泉公司拆除，故上述各项补偿实际没有必要返还。对于刘家获得的房屋建筑面积的补偿款28万，由于该款系地上物房屋的评估作价款，生效判决虽确定刘家与案外人之间因房屋调剂协议无效而产生相互返还房屋、支付房屋补偿款的义务，但该房屋已被拆除，生效判决尚未履行完毕，故地上评估作价款的处理需案外人参与方能解决，故村委主张要求该款由刘家返还，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周转费的主张，亦无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要求刘家返还腾退补偿款及安置周转费的诉讼请求。
六、再审程序中高院有意回避争议焦点-------利益失衡何时休：
刘家人不服两次判决，向高院提请再审，但高院再审程序未能审查程序错误的事实，仅对两审事实中合同无效的内容予以走过场一样的审查了事。刘家要求再审的法定情形：①、无诉而判；②、开庭审理前涉案标的已灭失，对灭失的房屋再判决返还的作法违法；③、依据民事诉讼法及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针对庭审中刘家人提出的实际损失，法院应组织调解，调解不成的应依法告知另案起诉，两审判理认定损失过高不予支持，显系程序违法。刘家再审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第（二）项（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第四项（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第六项（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第十项（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的）、第十二项（原判决超出诉讼请求的）；第二款，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再审的其中一项重要理由是两审法院无诉而判，即原审原告仅诉确认合同无效和返还房产，原审被告未提反诉，法院超越当事人诉求范围，替代原告作主，判决原告赔偿给被告少量损失，高院再审脱离案件实际。原审被告未提出反诉，两级法院擅自替当事人作主，超越当事人主张的范围，违背民事诉讼法规定。
再审程序当中提交过的证据情况：证据之一：民事起诉书（2009年3月25日原告王某某关于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案件）：请求事项：确认原告与被告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返还宅基地）（来源于来源于海民初字第10573号民事判决卷）；证明内容：原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在一审、二审程序中均未提出补偿的诉讼请求事项；证明事项：两审判决王某某赔偿损失的内容违背不告不理的司法原则，属于超越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裁判。证据之二：人民法院诉讼费专用票据，2009年3月25日收诉讼费35元；证明内容：诉讼费收费标准只有35元，属于确认之诉的收费标准，未按损失赔偿争议额收费。证明事项：两审判决的审理范围严重超越请求事项。证据之三：2009年5月27日法院民事开庭笔录：卷77页78页上标第五行：“请求法院确认原、被告签订的买卖协议无效”；9月23日卷81页下标第10行 审：双方发表辩论意见。三原：同起诉意见，依法确认买卖合同无效，要求返还房屋，诉讼费被告承担。证明内容：庭审程序中未增加诉讼请求，未追加当事人。证明事项：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审判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证据之四：（2009）民事判决第二页第6行：王某某要求法院依法确认原、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返还宅基地。2009民终判决书：第2页上标第5行：“要求法院确认王某某与刘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返还宅基地房屋”，刘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王某某的诉讼请求。判决内容：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判决：王某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补偿刘七十二万一千三百八十七元八角。证明内容：诉讼的整个程序从立案到判决均无增加诉讼请求及追加当事人的内容。证明事项：两审程序严重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证据之五：（2009）民终字第674号判决第4页上标第一行：刘上诉请求是撤销原判、改判王某某赔偿刘经济损失300万元，补偿、赔偿共计391万元。第4页第三段：本院经审理，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刘提交了户型选择表复印件，欲证明诉争房屋拆迁可得200平米的房屋及70多万元的补偿款。第5页上标第二行：刘要求王某某赔偿经济损失的数额过高，本院对过高部分不予支持。证明内容：刘在二审中提交了新的证据，对评估报告不服，请求合法合理。证明事项：审判程序侵害了刘的合法诉权，二审程序中认定赔偿过高缺乏法律依据，未能依据利益衡平原则审理特殊案件。证据之六：《腾退补偿安置协议书》2009年8月17日订立（新证据）。证明内容：补偿项目和金额七十万元外加两处94.21平米的楼房，诉讼发生时的市场价值至少为370万元。涉案房屋拆迁时间为2009年8月27日，一审开庭时间为2009年9月23日，判决时间为2009年10月28日，一审判决前涉案标的物即已发生灭失的事实，失去“返还”判决的法定条件。证明事项：因此给刘家造成的损失在370万元；两审对已经灭失的房屋再判决返还，违背合同法五十八条关于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返还的法律规定。证据之七：给市委市府的请示意见；本案起因于政府主导拆迁。
七、两次另诉难立案---------居住保障诉求无门：
刘家准备了多份起诉书，即有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主张合同无效后的造成损失扩大为标的；也有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提起缔约过失责任纠纷案，要求赔偿信赖利益损失；还有根据利益失衡原则，提起赔偿拆迁利益赔偿案，先后三个诉讼案件，目的都是主张房屋拆迁后老有所居的问题。刘家提起三项不同诉讼，均与已有判决对“确认合同效力案件”为标的的裁判大有不同，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刘家的起诉符合立案条件。
八、律师对本案事实及法律适用分析-------同案不同判折堑社会效果：
1、实体问题：
根据合同法五十八条关于无返还必要的规定，房屋交付申请人实际入住十八年，且房款早已付清，因房屋面临拆迁，出卖人出于趋利动机而起诉要求确认无效并返还房屋，最高人民法院专家意见是对此类诉讼可在确认房屋买卖协议无效的前提下，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判决驳回原告（出卖人）的返还房屋的诉讼请求，该农村房屋买卖虽然无效，但在此买卖中，出卖方对基宅基地使用权已作放弃处分，买受方实际居住，村委会及土地管理部门亦未作出明确处理，买卖当时的法律并未规定禁止转让，鉴于诉案具体情况，宅基地使用权不宜回转，出卖方要求返还房屋的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可判决驳回出卖方的诉请。
2、程序问题：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上诉案件改判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对涉及法院审理范围的民商事上诉案件的审理原则：第二十五条 二审法院应当对当事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理，不应超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判决主文内容，或者超出当事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第二十三条 一审法院应当在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内，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审理。对于当事人在一审中已依法定程序提出的或者增加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遗漏审理、判决的，二审法院可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但调解不成的应当发回重审。《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5条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范围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根据上述规定，北京高院就一、二审法院的案件审理范围确定了以下原则：一审法院应当在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内，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审理。二审法院应当对当事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理，不应超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判决主文内容。《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4条规定，二审程序中被告提出诉讼请求，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履行的。
3、社会效果问题：
王家人早年高价出让房屋，十八年后见有利可图时恶意诉讼，对协议无效承担主要过错，针对房屋拆迁现价，出卖方只能依其过错责任获得较少利益，两审判决使得违法过错的出卖方获得更多的利益，此判明显违背法律规定，根据任何人不得在自身过错中受益的司法原则，参照北京市二中院对宋庄案件的处理原则，根据房屋拆迁补偿利益情况，赋予刘家通过反诉或另案起诉获得现值利益的救济权，实现司法对恶意诉讼的规范功能。
4、法律理由问题：
刘家主张王家赔偿因“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虽有此前判决部分损失，但刘家此次起诉已扣除上次判决的损失额七十万元，增加的赔偿属于签订拆迁补偿合同造成的新增损失，拆迁补偿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并未涉及全部的损失赔偿问题，刘家有权对因拆迁补偿造成的损失另案提起诉讼。
类似案件应类似处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宋庄画家村李某与马某“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纠纷案”的审判案例，与本案的事实情节、证据材料、法律关系完全一致，宋庄画家村案件的判决将合同无效后的处理明确告知买受人另案起诉，本案刘家即未起诉、又未反诉的情况下，法院替代刘家作主判决损失，属于无诉而判，实际上是剥夺了刘家的诉权。北京高院、北京二中法编写《房屋买卖案件裁判思路与操作》第260页---271页对合同无效后的处理问题，有明确的法理论证和审判思路指导，虽然我国不实行判例制，但“同案应当同判”的精神和基本裁判思路必须保持基本一致。
5、基本原则问题：
利益衡平司法原则应予贯穿到本案当中：《北京市法院民事审判实务疑难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此类案件成诉多缘于土地增值以及因房屋拆迁将获得补偿安置等原因，出卖人受利益驱动而起诉，……在合同无效的处理上，应全面考虑出买人因土地升值或拆迁、补偿所获利益，以及买受人因房屋现值和原买卖价格的差异造成损失两方面因素，平衡买卖双方的利益，避免认定合同无效给当事人造成利益失衡，买受人确实无房居住的，应当妥善安置”。



论中国古代物证技术的发展

张旭


摘要：物证技术伴随着刑法的产生而产生，在刑事审判活动中得以发展。中国古代的物证技术有着渊源的历史，其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周时期，该阶段是物证技术的萌芽阶段；第二个阶段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朝，是物证技术的形成阶段；第三个阶段为汉朝到唐朝，此为发展阶段；第四个阶段是宋朝，这是物证技术的鼎盛阶段；第五个阶段历经元明清三朝，是物证技术的衰弱阶段。

关键词： 中国古代 物证技术 法医学

中国古代物证技术在世界物证技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简要探讨中国物证技术发展的历史。

一， 萌芽阶段：西周

西周时期是我国物证技术的萌芽时期。周统治者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主张以德为住，慎重刑罚。此种慎重刑罚的思想，必然要求司法审判者对案件审判的慎重，注重案件真相的查明，自然就在证据方面有了更多的要求。此时，物证已经诉讼活动中得以应用：
《周礼》中便有关于物证的记载：周朝的“司厉”专门“掌盗贼之任器货贿”。任器，即杀伤人的凶器；货贿，即所盗财物。在冯文尧1948年编著的《刑事警察科学知识全书》中关于指纹在东方演进史中提到过一件事：英国有一个探险家斯单先生（Sir, Aust,Stein）在新疆沙漠中发掘的三件文件，其中一件是借据，是一个中国人与当时的东土耳其斯坦人签定的。其借据的末一段写着：“对上述双方均认为公正，同意，为证明起见，由双方捺印为凭。”在字据之下捺有两枚指印。同时债务人之妻、女亦在旁捺印，并说明骑卅五岁，女十五岁字样。可见那时候人们已经开始使用指纹这种司法物证来代表一个特定的人。此时为公元前782年。〔1〕

到了公元前771年，周朝的司法制度已经发展的比较完备，当时审判诉讼提起之后，也有一个侦查阶段，进行必要的调查和检验，其中涉及到相应得物证技术的应用。1〕据《礼记•月令•孟秋之月》中记载：“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正平,戮有罪,严断刑。”据汉人蔡邕对此的解释：“皮曰伤、肉曰创、骨曰折、骨肉皆绝曰断。”而“瞻焉、察焉、视焉、审焉，即后世检验之法。”

西周中、后期逐渐形成名目不同的民事契约用来规范此类买卖、租赁等民事行为，主要分为买卖契约和债务契约。买卖契约包括 “质”、“剂”，债务契约包括“判书”、“傅别”。债务契约写明债的标的、返还期限以及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契约书于木简或竹简上，完成后从中剖分为二，债权人与官府各执一份。一旦因债权、债务关系而发生纠纷，债权人必须出示契约的一半，与官府所藏一半相比吻合，方可由官府受理。债务契约不仅是官府是否受理债务诉讼的前提条件，也是官府处理债务纠纷、作出判决的主要依据。“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 “听称责以傅别”。契约的出现以及在诉讼中的大量应用，说明了当时司法审判者对证据有了新的要求。对证据的规范化，是物证技术产生的前提，物证技术也在司法审判工作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轮廓。

二， 形成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秦

秦朝在注重口供的同时，出现了限制刑讯逼供原则。秦朝的司法实践中，虽然允许刑讯逼供，但同时附有限制条件，即只有在嫌疑人的主观恶性相当大的时候才能逼取口供。限制刑讯逼供原则的出现， 使得口供的获取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审判者自然把证据的中心适当地转向物证的提取，物证技术也因此得到发展。

大量史料记载表明，早在先秦时期以法医学检验为核心的司法鉴定就在审判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将伤害案件中对被害人的伤势检验，作为正确定罪量刑、保证司法公正的必要程序和手段。

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发掘的秦墓竹简，从这些竹简中可以发现，那时已经有了专门从事法医工作的人员，他们是令史、医生和隶妾。“爰书：某亭求盗甲告曰：‘暑中某所有贼死、结发、不知何男子一人，来告。即令令史某往诊’.”〔3 p.264〕“疠爰书：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伍丙，告曰‘疑病，来诣’。讯丙，辞曰：‘以三风时病？，眉突，不知其何病，无他坐。’。令医丁诊之”。〔3 p.263〕在《出子》篇中，对一起因斗欧引起的流产案件，通过对可以的血块是否胎儿进行鉴定的记载，详细介绍了对胎儿的检验程序和认定方法。“爰书：某里士伍妻甲告曰：‘甲怀子六月矣，自昼与同里大女子丙斗，甲与丙相? ，丙偾？甲。里人公士丁救，别丙、甲。甲到室即病腹痛，自宵子变出。令甲裹把子来诣自告。’……丞乙爰书：令令史某、隶臣某诊甲所诣子。” 〔3 p.274〕

在尸体检验方面，对“贼杀”（他杀）和“经死”（缢死）的现场尸体检验实例的记载，描述了损伤性状及凶器的推定等问题。特别是在缢死案件中，通过尸体索沟性状的描述，注意到了生前缢死与死后再缢的区别。其中关于对缢死案件检验方法的记载尤为详细：

诊必先谨审其迹（仔细观察痕迹）。当独抵尸所（停尸现场），即视索终（检查系绳的地方），终所党有通迹（如有系绳的痕迹），乃视舌出不出（看舌是否吐出），头足去终所及地个几何（头足离系绳处及地面各有多远），遗矢溺不也（有无屎尿流出）。乃解索，视口鼻渭然不也（有无叹气的样子），乃视索迹之状（查看索沟痕迹淤血的情况），道索终所试脱头（试验尸体的头部是否能从系绳处脱出），能脱，乃口其衣（解开衣服），尽视其身、头发中几篡（仔细查看全身、头发内以及会阴部）。舌不出，口鼻不渭然，索迹不郁，索终急不能脱，口死难审也（不能确定是缢死）。〔3 p.268〕

秦朝在现场勘验上也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模式，其中《封诊式》就有关于丝毫、足迹、工具痕迹的详细记载。其中《穴盗》篇中详细记录了一起挖洞行窃的现场情况，具体地记录了“挖洞的工具像是宽刃的凿，凿的痕迹宽8/3寸。”在“房中和洞里外的土上有膝部和手的印痕，膝、手的印痕各有6处。外面土上有秦？履的印痕4处，长1尺2寸。履印前部花纹密，长4寸；中部花纹稀，长5寸；跟部花纹密，长3寸。履印象是旧履。” 〔4〕 由此推断，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对指纹、工具痕迹、足迹以及其他痕迹（如膝部痕迹）已经被充分利用，至少在分析案情，寻找犯罪嫌疑人时已经把他作为重要证据之一。

秦朝时期，法医文书也已初具模型。《云梦秦简》中有记载：“爰书：某里公士甲等廿人诣里人士伍丙，皆告曰：‘丙有宁毒言，甲等难饮食焉，来告之’。即疏书甲等名事关蝶背”。〔3 p.276〕由上可见，秦朝时期在审理案件时，已经相当注重和广泛使用各种司法物证，物证技术自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三， 发展阶段：汉——唐

1、 汉朝

汉朝司法制度中对物证技术的发展有极大影响的是“春秋决狱”，以儒家的伦理规则中的“好”、“坏”来确定罪的有无、刑罚的轻重，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把主观归罪推向极端，势必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同时过多地注重口供及主观的好坏，对物证技术的发展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当然，其间也并非毫无发展，东汉时期，我国第一部传记体断代史《汉书•薛宣传》有记“?”“?”（欧伤为?，欧人成创为?）等名词，“遇人不以义而见?者，与?人之罪均”。东汉著作家应邵在《汉书集解》注：“以手杖欧击人，剥其皮肤，肿起清黑而无创瘢者，律谓‘??’。”从这一检验律中，可见当时简单的法医检验初步方法已经成为物证技术的主要形式。〔1〕

2、 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活动频繁，律学思想活跃，使法律制度有很大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物证技术的发展。该时期，皇帝频繁、直接地干预和参与司法审判，还形成了死刑复核制度，加强了自上而下的司法监督等等，一系列的司法制度的改革使得诉讼活动更加规范化，促进了物证技术的发展。

到三国时期，封建的司法制度日渐完备，司法物证检验对象也在不断扩大。其中，郑克著的《折狱龟鉴》记中有一个“烧猪验尸”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