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地名管理办法
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政府
沈阳市地名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全市城乡地名的统一管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和《辽宁省地名管理实施办法》，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地名是指：
（一）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包括山、河、湖泊等名称；
（二）行政区划名称，包括市、区、县、乡、镇和街道办事处名称；
（三）居民地名称，包括自然村屯、城镇的街、路、巷名称和门牌号码；
（四）名胜古迹、纪念地等名称；
（五）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具有地名意义的台、站、场和其它大型人工建筑等名称。
第三条 市、区、县地名办公室是同级政府管理地名的职能机构，对全市城乡地名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国家关于地名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和法规；
（二）负责承办地名命名、更名手续；
（三）负责各类地名标志的设置与管理；
（四）宣传、推广和监督标准地名的使用；
（五）建立管理地名档案，并搞好地名利用工作。
第四条 地名管理应从我市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出发，保持地名的相对稳定性。
第二章 地名的命名和更名
第五条 地名的命名应遵守下列原则：
（一）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团结，尊重当地群众的愿望，方便群众，好找好记。
（二）命名地名要简明、确切、含义健康，反映当地历史、文化、地理特征及建国以来的成就和城乡建设总体规划。
（三）南北走向的街道一律称街；东西走向的街道一律称路；斜向的街道适当命以街名或路名；小街道一律称巷。
（四）街、路命名应体现地区特点；巷的命名，用当地知名度高的现行地名（或历史地名）加数字或加方位命名。
（五）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
（六）全市范围内城乡、镇和街道办事处名称，城镇内的街巷名称，乡、镇内的自然村屯名称不应重名。
（七）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台、站、场等名称，一般要与当地地名统一。
（八）地名用字必须规范，避免用生僻字和同音字。
第六条 地名更名应遵循下列原则：
（一）凡有损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带有民族歧视性质和妨碍民族团结的，带有不健康内容和庸俗色彩的，以及其他违背国家方针、政策的地名，必须更名。
（二）凡在上述原则以外需要更名的地名，必须征得有关部门和当地群众的同意。
第七条 门牌号码按下列原则编排：
（一）街、路、巷的东与南侧门牌号为单号，西与北侧门牌号为双号。
（二）凡在街、路、巷两侧面上编排的门牌号均为主门号。
（三）凡主门号后面建筑物的门，由主门向里延伸的编排为主门号的支号，支号不分单双号，按序数编排。
（四）一个单位或住宅楼群、平房形成的院落，有两个以上的门分别在几条街路上，只在正门编主门号，其余的门在临近街路上保留空号。
（五）凡街、路、巷两侧有围墙、空地的，按距离大小适当预留空号。
（六）住宅楼按栋编号，栋号之下编排单元门号，单元门里按层编排户门号。
第三章 地名命名、更名的审批权限和程序
第八条 乡、镇名称的命名、更名，由县、区民政部门会同地名机构拟定方案，经县、区人民政府审核同意，报市人民政府，呈请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九条 街道办事处名称的命名、更名，由区、县民政部门会同区、县地名机构提出方案，经区、县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条 市区内街、路名称的命名、更名，由区地名机构提出方案，经区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一条 市区内巷名称的命名、更名，由区地名机构会同街道办事处提出方案，经市地名机构综合平衡后，报区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二条 自然村名称的命名、更名，由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区地名机构提出方案，经县、区人民政府批准后，报市地名机构备案。
第十三条 门牌号码的增加或减少的手续，由区、县地名机构负责办理，并报市地名机构备案。
第十四条 凡在城镇内新建或改建房屋，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在申请建筑用地的同时，携带建筑总平面图到所在区、县地名机构申请门牌号码，由市地名机构审批。对未办理审批手续的单位或个人，规划部门不予批准建设，公安部门不予批准落户，邮电部门不予投递邮件、电报。
第十五条 经各级政府批准的地名，人民政府授权同级地名机构公布，并组织地名使用部门执行。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部队使用的地名，应以各级政府批准的地名为准，不得擅自改动或决定地名名称。新闻广播、广告牌匾、报刊等出版物均应以标准地名为准。
第四章 地名标志牌的设置与管理
第十六条 全市各类地名标志牌的设计、加工制作，统一由市地名机构负责。
第十七条 城镇内的街、路、巷牌和楼牌的设置与管理，由区、县地名机构负责。并按门前“三包”的原则，组织各单位管理。
第十八条 楼房单元门牌和户门牌，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设置与管理。其中户门牌由住户负责保护。
第十九条 村镇标志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设置与管理。
第二十条 各种地名标志牌是国家设置的公共设施，保护地名标志牌人人有责。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村镇标志和街路牌上张贴广告及设置其它标志，不得在街路牌立柱上拴绳晾晒衣服，被褥等。
第二十一条 非经主管部门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和移动地名标志牌。如因施工（动迁）等原因必须移动时，施工（动迁）单位必须到所在区、县地名机构办理移位手续。造成地名标志牌损失的，应赔偿损失费。
第二十二条 对保护地名标志牌做出贡献的单位或个人，由市地名机构予以奖励。
第二十三条 对损坏标志牌的单位或个人，视其情节轻重，由所在区、县地名机构分别给予批评教育或损失价值的一至三倍罚款。对故意破坏或盗窃地名标志牌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地名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孙大鲲等人诉孙大成等人房产确权、继承一案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孙大鲲等人诉孙大成等人房产确权、继承一案的批复
1988年7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88）京高法字第76号《关于孙大鲲等人诉孙大成等人房产确权、继承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
经我们研究认为：该案双方争执之14间房产确系孙大鹏、孙大玲、孙大钧、孙大秀、孙大明之父孙兆骧1942年所购置。1951年重新登记房屋产权时，因孙兆骧表示过放弃产权，该房产权人改为孙兆麟、孙张氏，但不久，孙兆麟又将房产证及房屋归还孙兆骧，交其管理、使用。“文革”期间孙兆骧本人将该房交公。1983年国家落实私房政策时，房管部门退给的房租结算款也交给了孙兆骧。孙兆骧长期对房屋行使所有权。孙兆麟、孙张氏生前从未提出异议。据此，我们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的倾向性意见，即以确认该房产权归孙兆骧所有，由其五个子女孙大鹏、孙大玲、孙大钧、孙大秀、孙大明依法继承为宜。
此复
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孙大鲲等人房产确权、继承申诉一案的请示 （1988）京高法字第76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受理的孙大鲲等6人房产确权、继承申诉一案，因案情疑难，认识不一致，特向你院请示。
一、案情
孙兆骧（1984年2月死亡）于1942年在河南开封充任伪河南省政府民政厅主任课员时，与人合资经营粮店，购置了座落在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6号及后院（大石碑胡同31号）房屋共计14间，产权登记在已去世的父亲孙诒谋名下，房产由孙兆骧的胞弟孙兆麟及二嫂孙张氏共同管理。1951年产权重新登记时，孙兆骧仍在河南工作，他当时向北京地政部门提交弃权书，声明：上述房产“系家父孙诒谋及二家兄兆骐（孙张氏之夫）恤金，经我弟兆麟经营行商所得利润留置，此房与我并无干，自无享受之权”遂将产权人改为孙兆麟（1978年去世）和孙张氏（1978年去世）平均共有。1951年8月，孙兆骧因历史问题被单位开除，由河南遣返回京，孙兆麟即把房产证交给孙兆骧，由其居住、管理、维修、收租。孙家亲友及承租人均认为产权系孙兆骧所有，在孙兆骧、孙兆麟的人事档案中，孙兆骧称自有房产14间，收取房租，孙兆麟称孙兆骧1942年买了一处房产，自己于1952年以前挪用过房租。“文革”中，孙兆骧将房产交公，1983年国家落实私房政策时，房管部门通知孙大鲲（孙兆骧亲生子，已过继给孙张氏夫妇为子）领取房租结算款八百余元，由孙大鲲交给了孙兆骧。因此，孙兆麟的子女孙大瑛、孙大萍、孙大成、孙大庄提出异议。孙兆骧遂于1983年11月诉至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产权为自己所有。一审诉讼中孙兆骧死亡，由其子女孙大鹏、孙大玲、孙大钧、孙大秀、孙大明承继诉讼，并追加孙大鲲为共同原告。
二、第一、二审及再审处理结果
第一审法院根据产权登记与契证手续及孙兆骧的弃权声明，确认产权人系孙兆麟、孙张氏。因孙兆麟夫妇、孙张氏夫妇已死亡，对上述讼争房产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判决孙大鲲继承分得房产8间，孙兆麟及其妻阎淑琴（1953年去世）的子女即被告孙大瑛、孙大成、孙大萍、孙大庄共同继承房产6间。租金结算款865．60元归孙大鲲所有（已领走），所欠房产税48．09元及逾期滞纳金由孙大鲲负担。
原告孙大鲲等六人对一审判决不服，以孙兆骧弃权书系孙兆麟伪造为由提起上诉。
第二审法院认为，双方争执的房产，虽原为孙兆骧所购置，但孙兆骧所写的弃权字据属本人亲笔所写，并鉴定无误，嗣后并经人民政府确认产权转移为孙兆麟及孙张氏所共有，多年来，对上述产权转移的事实从未发生过争执，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孙大鲲、孙大鹏、孙大钧、孙大玲、孙大秀、孙大明6人对终审判决仍不服，以原理由提出申诉，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
再审中曾进行调解，双方未达成协议。中级法院认为：“房屋14间的产权应确认为孙兆骧所有，1951年孙兆骧所写的弃权声明内容含混不清，且不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故不能采信。第一、第二审法院依此为据，将房屋确认孙兆麟和孙张氏所有，显属不当，应予纠正。鉴于孙兆骧现已死亡，其遗产应由其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但孙兆麟、孙张氏均对孙兆骧进行过较多的帮助，亦应分享孙兆骧的遗产。”据此，再审判决：撤销原第一、第二审判决；孙大鹏等5人分得房产6．5间，孙大鲲分得房产3间，孙大瑛等四人分得房产3间，另有门道1．5间归孙大鹏等五人与孙大鲲共同所有。房租结算款865．60元归孙大鹏等五人所有，所欠房产税48．09元及滞纳金由孙大鹏等五人补交。
再审判决后，孙大鲲、孙大鹏等6人仍不服，又以再审判决将房产3间判归孙大瑛等4人所有，与法不合等为理由，向本院提出申诉，要求将房产全部确认为孙大鹏5人及孙大鲲所有。
三、审判委员会讨论中的两种意见
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中，一致认为再审改判所依据的“代位分享”的理由是站不住的，因为孙兆麟、孙张氏均先于孙兆骧死亡，主体早已不存在，不能再分享孙兆骧的遗产，其子女从法理上说，也不能“代位分享”，所以改判由孙大鲲及孙大瑛、孙大成、孙大萍、孙大庄分别“代位”分得孙兆骧的遗产是不妥的。对此，高、中两院已统一了认识，认为再审判决有误，应予纠正。但对案件的主要事实的认定和处理意见有较大分歧。
（一）孙兆骧于1951年所写的上述房产弃权声明书是否有效。
第一种意见认为：弃权书的内容是虚假的。孙兆骧是由于自身的历史问题，对国家政策产生误解，违心所写的，不是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仍应确认其为上述房产的产权所有人，孙兆骧去世后，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
第二种意见认为：弃权书是孙兆骧个人所为的有效民事行为，但房产是孙兆骧与其妻孙吴氏的共同财产，孙兆骧无权全权处置，故弃权只能放弃属于孙兆骧自己的产权部分，而孙吴氏的产权应视为没有放弃。
第三种意见认为：弃权书经鉴定确为孙兆骧本人亲笔所写，尽管内容不符合实际情况，孙兆骧是因自己有伪身份，怕房产有被没收的可能，采取了规避的手段，但这种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已经过了30多年，他与他的妻子（1967年死亡）从未向有关部门提出更正，应视为孙兆骧妻子是默认的。因此，法律不能再予以保护，应当认为弃权书是有效的。
（二）产权证的效力。
第一种意见认为：解放后，产权登记时，孙兆骧弃权，而由孙兆麟、孙张氏登记产权，应视为孙兆骧的权宜之计，此后较长时间实际仍由孙兆骧行使管理权，故不应依房产证确定本案的产权的归属，而应从实际出发，认定为孙兆骧所有。
第二种意见认为：产权登记是国家对房产所有权的确认，经过三十多年孙兆骧夫妻从未提出异议，因此，应按契证确定产权人。
基于上述不同认识，审判委员会讨论中提出两种处理意见：
（一）确认产权属于孙兆骧所有，由其五个子女孙大鹏、孙大玲、孙大钧、孙大秀、孙大明依法继承。
（二）确认产权属孙兆麟、孙张氏共有，由他们的子女孙大鲲和孙大瑛、孙大成、孙大萍、孙大庄分别继承。
多数审判委员会委员同意第一种意见，当妥，请批示。
1988年4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