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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
　 　

（２００４年５月３１日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２０号

　　《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于２００４年５月３１日经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４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非税收入管理，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资金管理、票据管理及监督检查，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非税收入，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本条例规定，履行管理职能、行使国有资产或者国有资源所有权、提供特定服务或者以政府名义征收或者收取的税收以外的财政性资金。包括下列各项：
（一）行政性收费；
（二）事业性收费；
（三）政府性基金（附加）；
（四）罚没收入；
（五）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收益；
（六）其他非税收入。
第四条　非税收入是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税收入纳入财政统筹安排，实行综合预算管理。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非税收入管理工作的领导，严格实施法律、法规中有关非税收入管理的规定，推进非税收入管理信息化建设，提高非税收入管理效率。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报告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情况，接受其审查监督。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是非税收入的主管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定非税收入管理的具体规定，编制非税收入年度计划，统一管理非税收入资金；其非税收入管理机构负责非税收入管理的具体工作。
第七条　对在非税收入管理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举报违法问题有功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或者财政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征收管理
第八条　行政性收费、事业性收费应当依据《湖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的规定设定和征收。
政府性基金（附加）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或者财政部的规定设定和征收。
罚没收入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收取。
国有资产收益按照国有资产权属关系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的规定设定和征收。
国有资源收益应当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设定和征收。
其他非税收入应当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的规定设定和收取。
任何机关、单位不得违反上述各款所列规定设定非税收入项目、范围、标准。
第九条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了征收或者收取部门、单位（以下统称执收单位）的非税收入项目，由法定执收单位征收或者收取；法定执收单位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委托其他单位征收或者收取的，应当将委托协议送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备案。
法律、法规、规章没有规定执收单位的非税收入项目，由非税收入管理机构直接征收或者收取；尚不具备直接征收或者收取条件的，非税收入管理机构可以依法委托有关单位征收或者收取。
委托其他单位征收或者收取非税收入的，委托单位应当对受委托单位的征收或者收取行为实施监督，并承担该征收或者收取行为的法律责任；受委托单位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单位的名义征收或者收取非税收入，并不得转委托。
第十条　执收单位应当严格依照本条例第八条的规定征收或者收取非税收入，不得多征、少征或者擅自减征、免征。缴款义务人确因特殊情况需要缓缴、减缴、免缴非税收入的，可以提出书面申请，由法律、法规、规章、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机关批准。
前款规定的缓征、减征、免征，只适用于本级的非税收入。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指定非税收入收款银行或者农村信用社，并在指定的收款银行或者农村信用社开设非税收入汇缴结算账户，用于归集、记录、结算非税收入款项。
执收单位不得开设非税收入过渡性账户。
第十二条　非税收入实行收缴分离制度。禁止非税收入执收单位或者受委托单位当场收取现款，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当场收取的除外。
第十三条　缴款义务人应当按照执收单位规定的时间、数额，到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收款银行或者农村信用社将有关款项缴入非税收入汇缴结算账户，不得逃避缴纳义务。
执收单位或者受委托单位依法当场收取现款的，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到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收款银行或者农村信用社将所收款项全额缴入非税收入汇缴结算账户。
执收单位或者受委托单位不得隐匿、转移、截留、坐支、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所收款项或者将所收款项存入非税收入汇缴结算账户以外的账户。
第十四条　依法收取的待结算收入，缴款义务人应当先到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收款银行或者农村信用社将款项缴入非税收入汇缴结算账户；符合返还条件的，缴款义务人可以向执收单位提出返还申请，由执收单位签署意见，经本级非税收入管理机构审核确认后返还缴款义务人。
经依法确认为误征、多征的非税收入，由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直接退还缴款义务人。
第十五条　执收单位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向社会公布由本执收单位负责征收或者收取的非税收入项目及其依据、范围、标准、时间、程序；
（二）在规定时间内向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非税收入管理机构编报本部门、本单位非税收入年度计划草案；
（三）按照规定向缴款义务人足额征缴非税收入款项；
（四）记录、汇总、核对并向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非税收入管理机构定期报告本单位非税收入收缴情况。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降低非税收入征收或者收取成本，改进征收或者收取方式，方便缴款义务人缴款。
第三章　资金管理
第十七条　非税收入管理机构应当将非税收入汇缴结算账户内的资金，按照收入级次和规定的类别定期划解国库或者财政专户，不得拖延、滞压、挪用。
第十八条　非税收入按照下列方式纳入财政统一管理：
（一）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国有资产收益、国有资源收益，纳入一般预算管理；
（二）政府性基金（附加）纳入基金预算管理；
（三）事业性收费、其他非税收入，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纳入一般预算管理或者财政专户管理。
第十九条　上下级分成的非税收入，按照就地缴款、分级划解、及时结算的原则，由当地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非税收入管理机构通过非税收入汇缴结算账户定期划解、结算，不得拖延、滞压、隐瞒、截留。
执收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将非税收入资金直接缴付上级执收单位或者拨付下级执收单位。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本级非税收入纳入财政统筹安排、调剂使用，有法定专门用途的应当专款专用。
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经费，由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纳入预算、统一安排。
第四章　票据管理
第二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非税收入票据管理的具体办法，统一印制和管理非税收入票据。
各级非税收入管理机构负责非税收入票据的保管、发放、使用核销、检查等日常管理工作。
第二十二条　执收单位征收或者收取非税收入，应当向缴款义务人出具由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非税收入票据。
不出具前款规定的非税收入票据的，缴款义务人有权拒绝缴款。
第二十三条　除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依法确定的非税收入票据印刷企业外，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承印非税收入票据。
非税收入票据承印企业不得向省非税收入管理机构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提供非税收入票据。
第二十四条　执收单位使用的非税收入票据，按照收入级次或者财务隶属关系向本级非税收入管理机构申领。
执收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非税收入票据领用、保管、缴销、审核等制度，确定专人负责，保证票据安全。
禁止转让、出借、代开非税收入票据；禁止私自印制、伪造非税收入票据；禁止使用非法票据或者不按照规定开具非税收入票据。
遗失非税收入票据的，应当及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并公告作废。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法对本级非税收入进行监督，有关的政府、机关、单位和组织应当如实反映情况。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时，人大代表或者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就非税收入管理中的有关问题提出询问或者质询，被询问或者质询的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及时给予答复。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级各部门、单位和下级政府执行非税收入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监督，依法处理非税收入管理中的重大问题。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非税收入征收或者收取、汇缴、划解、管理的日常监督、专项稽查，及时依法查处非税收入管理中的违法行为。
执收单位应当如实提供账证、报表、非税收入票据等有关资料，如实反映有关情况，接受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计、物价、监察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法定的职责，做好非税收入的有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举报非税收入管理中的违法行为，财政、审计、物价、监察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法定的职责，查明事实，依法作出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资金的追缴违法资金，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主管部门或者监察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设定非税收入项目、范围、标准的；
（二）违反规定权限或者法定程序缓征、减征、免征非税收入的；
（三）开设非税收入过渡性账户，或者隐匿、转移、截留、坐支、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所收款项或者将所收款项存入非税收入汇缴结算账户以外的账户的；
（四）违法当场收取现款的；
（五）拖延、滞压、截留应当上缴或者下拨的非税收入资金的；
（六）将非税收入资金直接或者变相缴付上级执收单位、拨付下级执收单位的；
（七）转让、出借、代开非税收入票据，或者使用非法票据，或者不按照规定开具非税收入票据的；
（八）违规发放、销毁非税收入票据的；
（九）保管不善造成非税收入票据毁损、灭失的。
前款第（一）项行为所收取的款项，限期退还缴款人；无法退还的，收缴国库。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非法印制、伪造、买卖非税收入票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收缴并销毁违法票据、没收作案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但最低不少于五千元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非税收入票据承印企业向省非税收入管理机构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非税收入票据的，取消非税收入票据印刷资格，并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了处罚的，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和其他有关监督部门工作人员在非税收入管理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４年９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９４年８月３０日湖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湖南省预算外资金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人民法官为人民”三重意义阐释——“人民法官为人民”是贯彻“三个至上”的具体体现

王长君


　　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在去年以《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捍卫者》为主题的讲话中，高屋建瓴地论述了我国司法制度的本质以及司法权的来源、配置、行使与运行方式中的精神、原理、原则与逻辑，同时指出了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则、目的与方向，并以无可辩驳的逻辑论证了我国司法制度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开展的“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深刻而精准地把握了这一讲话精神，并逻辑地将其延伸到司法实践领域，以更加凝练而具体的“人民法官为人民”的命题来推进我国当下的司法实践工作。“人民法官为人民”这一主题实践活动至少包含着以下三重重要的实践价值与时代意义。

　　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队伍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事关人民法院工作全局的一件大事。“人民法官为人民”符合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特征，是践行“三个至上”的生动体现。2007年12月25日，在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司法工作要“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指明了政治方向、明确了历史使命、提供了科学方法、奠定了思想基础。这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本质属性的科学概括，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最新发展成果之一。

　　“三个至上”体现了我国司法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法律性，贯彻“三个至上”有利于实现司法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在去年的全国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首席大法官强调，要把“三个至上”作为新时期人民法院工作指导思想，这既是人民法院指导思想的最新发展，也是新时期审判工作理念的重大创新。从历史逻辑上看，一方面，“三个至上”工作指导思想与人民法院以往的指导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另一方面，“三个至上”工作指导思想与人民法院系统正在深入开展的“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内在精神实质是完全吻合的。

　　 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是由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我国法院的人民性所决定的。　在“三个至上”体系中，人民利益至上是社会主义宪法法律的最高价值和法理依据。法之理既在法内，更在法外。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律背后之“理”，主要就是人民利益。马克思曾提出过一个精辟的命题：“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在马克思看来，在任何时期都是“利益占了法的上风”。而且，为了使法律成为符合规律的真正的法律，第一，它应当是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第二，它应当由人民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创立。也就是说，法律必须体现人民性。后来，列宁也非常赞赏由普列汉诺夫提出的“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认为这一原则“恰恰对我们今天的时代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发表了意见，是大有教益的”。

　　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是由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我国法院的人民性所决定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决定了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就是为了协调、保障和发展自己的利益，人民利益就是宪法和法律的最高价值，是法背后之“理”。我国的法院性质必须是也只能是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25日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强调，在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时，应当“从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出发，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以促进社会和谐为主线，以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为重点，从人民群众不满意的实际问题入手，紧紧抓住影响和制约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能力、司法权威的关键环节，进一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期待改进的司法问题和制约人民法院科学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运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坚强可靠的司法保障与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时代，司法基石价值的确立必然遵循着这样的法理逻辑，即司法基石价值的追求必然与该国权力系统构造的性质紧密关联：后者往往决定前者，而前者必须体现并为后者服务。司法权是一国权力系统构造中的支柱之一，而一国的国家性质又决定着该国权力系统的构造；这样，一国的国家性质必然逻辑地决定了该国司法权的基石价值，且后者要在功能上服务于前者。否则，整个国家权力系统的运作轻则紊乱失调，重则瘫痪崩溃。同时，司法权又承载着“社会正义基石防线”的使命，如果一国不能正确厘清司法权的基石价值，必将导致其运行失去目标，社会正义难以维护，更为关键的是，它还会逻辑地导致该国权力系统的功能衰退。可见，一国司法基石价值的厘清是非常重要的。

　　我国国家性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其权力系统构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居国家权力的中心地位，一府两院由其产生对其负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权力系统构造有着深刻的人民性，它服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基本宪法原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权力人民性的保证，同时也是人民性的体现。我国司法权正是这种权力系统构造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它必然深刻地贯穿着人民性的价值追求，而“人民法官为人民”便是在这一宏观构造与价值追求下的司法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不仅如此，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人民法官为人民”有着更为深刻的价值内涵。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黄金发展”与“矛盾凸显”期，司法权作为“社会正义基石防线”的功能一定要凸显出来，这就必然要求我国法院承载起重要的社会稳定器功能，因而它务必要突破落后与片面的司法价值观。近些年来，我国司法理论与实务界存在着一股片面学习西方司法理念与司法模式的风气，须知，西方的司法理念与司法模式和西方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性质及其权力系统构造是密切关联的。我们片面学习他们的司法理念与司法模式无异于自毁长城，自我解构我国权力系统构造的性质并葬送司法权的基本功能，最后甚至导致危害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本身。正是基于此念，“人民法官为人民”宏观、深刻而精准地把握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系统构造的本质、现实社会的紧迫要求、党的事业与人民利益的需要而为司法权做出了基石价值定位。这种价值定位体现了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宪法法律、社会正义的需要与追求，必将促进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宪法法律与社会正义的新发展，同时正本清源，为我国司法理论与实务界的同志吹走了迷雾，点亮了心灯，鼓足了干劲，指明了方向，它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与社会稳定做出巨大的贡献。

　　近些年来，由于我国司法理论与实务界片面学习西方的司法理念与司法模式，一味强调司法消极主义，这严重偏离了我国司法权的性质、运行特征与价值追求的内在要求。在实践中，这种司法消极主义没能从宏观上把握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黄金发展”与“矛盾凸显”特征，一味从抽象的西方学理出发，脱离社会实际，偏忽了司法的社会功能，错误地追求一种理论上的自圆其说与逻辑“完美”，其结果导致我国法院在具体司法中罔顾社会发展的需要，客观上损害了司法权承载的社会稳定器功能。

　　从法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法律不是一个僵死的规范体系，而是一种基本的社会控制方式，应以其承担的社会控制功能为其生命。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司法权承担的功能绝非是机械的法律规范运用，把法官变成工业生产流程上的机械生产工；相反，它要求司法权承载起符合统治阶级社会秩序的控制功能。在当前社会的发展情形下，过去那种片面强调司法权的被动性，似乎法官只要走出法庭、能动司法就会背离司法权运行的规律的认识是十分错误的。只有更为深刻地把握我国执政党的性质、我国权力系统构造的性质、司法权的人民性及其承担的历史使命，深刻理解“三个至上”，把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宪法法律、社会正义放在心上，深刻体认我国当前的时代特征与需要，就会发现“人民法官为人民”中暗含的司法能动主义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是当前我国司法权承担起其历史使命的不二路径。

　　不仅如此，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从理论上来讲，“法律一制定出来就落后于时代了”；而且，由于法律规范本身具有抽象性、概括性、一般性与普遍性，它必然与千变万化的时代要求与个案正义之间存在着差距。而我国又是一个有着较大工农、城乡与地区差别的国家，如果我们回避司法能动主义，玩味不切实际的西式学理，片面追求普遍正义与形式正义，忽视个案正义与实质正义，势必容易造成“案结事未了”并形成新的涉法上访源头，我们很难说是真正解决了问题。
“人民法官为人民”则深刻地回应了这一问题并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以党的事业为重，重视人民利益并满足人民的需要，守护“社会正义的基石防线”都需要法官能动司法。进而言之，法官必须辩证地看待普遍正义与个案正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关系，要知道，正是千千万万的个案正义造就了普遍正义，而为了抽象的普遍正义而牺牲了个案正义，那不仅普遍正义不可得，还可能影响司法威信，造成社会对普遍正义的怀疑。由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民意、民情、民需与实质正义的追求有着深厚的社会影响，本着司法的人民性，法官必须回应这种现实，遵循“人民法官为人民”的逻辑，更能动地促进个案正义与实质正义，满足人民的需要，提升宪法、法律与司法的更大权威。

　　人民法官为人民”前瞻地提供了我国“活法”秩序构建的基本动力，　所谓“活法”秩序，在法社会学里是指社会秩序本身，这里是指社会主义法律与社会秩序水乳交融为一体。我国要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秩序，必须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内化为人民自觉遵守于无形的“活法”秩序，而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社会法律文化有着值得我们借鉴的良好经验。

　　构造“活法”秩序不能光看抽象法律价值，关键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而人民的“满意”本身就有着特殊的国情特色。西方的“活法”与西方的传统和法治是一张皮，中国的“活法”与中国的传统与国情必然也要是一张皮。片面追求西方的法律价值并不一定能够满足我国人民的价值追求。中国传统法律中追求的国法、天理与人情就内含着中国特色的法律价值追求，它必然体现让人民满意司法的重要价值特色；加之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皆是构造中国特色“活法”秩序的必然构成元素。“人民法官为人民”则为这些“活法”构成元素形成成熟的“活法”秩序提供了动力与可能。

　　首先，“人民法官为人民”活动有中国共产党作为坚强的领导后盾。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刻的认识，能够宏观驾驭全局并组织力量与资源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活法”秩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法官努力探索中国特色“活法”秩序的组织保障。

　　其次，“人民法官为人民”活动将为我国法官进一步深刻认识我国民情、民意与民需奠定可能，同时促使他们能动地站在司法实践的第一线，获取当然充分的司法实践经验与体悟，这是构建中国特色“活法”秩序的宝贵智慧资源。
，“人民法官为人民”活动将进一步提升我国法律与司法在人民中的权威与公信力，同时又能为中国特色的“活法”秩序的实践提供广阔的社会力量源泉。

　　有了组织保障、智慧资源与社会基础，“人民法官为人民”活动必将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活法”秩序提供可持续的发展动力，为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社会秩序融为一体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坚持人民利益至上，要求人民法院工作必须讲民生。党的事业的目的归根结底也是为人民谋利益。“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其立足点在于最大限度地为人民司法，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大局，以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动关注民生，保障民生。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就是要科学把握人民利益及其司法诉求，贯彻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方针。

　　人民法院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整体性根本利益作为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司法为了人民、司法依靠人民，最终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的人民性。

　　司法人民性要求不断强化法院的服务功能，从民众最急、最盼、最忧、最怨之处做起，努力做到司法过程透明，确保程序和实体公正，使当事人感知到法律的公正和神圣，使法律适用具有亲和力，更具人情味，决不能使法庭成为单纯的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司法人民性要求建立健全科学、畅通、有效、透明、简便的民意沟通表达长效机制，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司法人民性要求建立人民法院网络民意表达和民意调查制度，方便广大人民群众通过网络渠道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或建议；司法人民性要求建立健全案件反馈和回访制度，及时了解人民群众对审判和执行工作的意见或建议；司法人民性要求人民法院进一步落实巡回审判、假日法庭等便民举措，尽可能减少人民接近司法的负担、困难或障碍，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决不能让困难群众打不起官司；司法人民性要求完善对人民群众意见的分析处理和反馈制度，完善社情汇集工作机制，妥善解决司法工作中涉及民生的热点问题；司法人民性要求在法律文书的制作上，法官不能拘泥于成文规则、条文条款，要审慎考虑具体当事人对裁判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在做出裁判时从一个理智的、正常的和普通人的角度来观察和判断问题，来检视判决是否合法合理合情，使法意与民情相融，变“结案了事”为“案结事了”。

　　早在2008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出了《关于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通知》（法[2008]125号），特别强调：“要努力做到六个善于：善于通过协调增加共识，求同存异；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善于寻找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平衡点；善于利用现行体制提供的各种资源，特别是争取人大、党委的支持；善于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善于寻找解决公权力纠纷的替代性方案。”该通知要求，各级法院把保障和改善民生贯彻到行政审判和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每一个环节，要求以积极的态度救济民权，以优质的服务减轻民负，以快捷的审理解除民忧，以公正的裁判保障民利，以有力的执行实现民愿。
当前，人民法院工作坚持“三个至上”工作指导思想的具体体现，就是努力践行“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以民生为重，健全司法为民工作机制，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人民法院司法能力相对不足的矛盾，着眼于解决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检验，真正做到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惠及人民。通过保障和维护民生，进一步增强司法工作的人民性和社会可接受性，真正实现司法为民。